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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民主需要思想引领

袁刚

 

单灵芝同学的博士论文《宪政改革与民主—詹姆斯·密尔政治思想研究》写得很好,在导师李强教授指导下,悉心研读,勤于思考,毕业获得了好成绩。单同学来自山东农村,靠自己的不倔努力,在山东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又以自己的拼劲考入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攻读博士,跟随李强教授学习西方政治思想。我参加了单同学博士论文的开题、预答辩、匿名评审及最后正式答辩全过程,论文至少认真看了三遍,受到不少启发,感触良多,写下来与单同学及诸君共勉。

一、宪政的关结点在独立国会

人们都知道现代宪政民主发端于英国,宪政的出现从根本上动摇了古代君主专制政体,使民主政体有了切实保障并得以发育。人们一般都将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认作为现代宪政的开端,把1688年“光荣革命”认作为民主与专制的分水岭。宪政的内容很多,其关结点在那里呢?很多人都认为在于制定宪法,“依宪执政”,但我认为其关结点在独立国会,没有完全独立的国会,宪政民主就难以成立。宪法当然也很重要,然停留在纸面上却不执行的情况所在多有,而英国至今尚无一部成文宪法,但国会完全独立,成为几百年来各派政治势力搏弈的角斗场,宪政由此扎下了牢牢的根基。议会斗争不诉诸武力,虽激烈却有序,君子动口不动手,不流血不致演成暴乱,以议会斗争取代“马上得天下”的暴力较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显著进步。

人类不同群体既各有其不同利益,所谓政治,就是要摆平人类各种利益集团的角力诉求,古时最有效的办法是压服,诉诸于暴力、镇压、专制,动不动就有暴乱和宮廷政变发生,政权乃镇压之权,其更迭靠的是暴力和诈力,争斗是你死我活,零和搏弈,充满血腥,这种野蛮的政治行为方式在古代盛行,至今仍残留在少数专制国家。

古时东西方也曾有过会议决策之制,有过国会之萌芽,古希腊小城邦有过直接民主的国民会议,古罗马有元老院,中国上古三代据说也有“谋及卿士”和“谋及庶人”的圣贤会议,后少数民族政权更带来原始部落民主样式的“八部大人会议”及“议政王大会”等,算是对专制王权政治的补充,都还算不得是宪政民主。

英伦三岛游离于欧亚大陆之外,即使是中世纪的王权专制也不如大陆强大,有“贤人会议”制度,曾多次开会废黜国王。1215年的“大宪章”就是贵族开国会制约王权,被称为“第一个伟大的议会文献”。1688年“光荣革命”更约定国王“非经议会同意不得征税”,国会得以完全独立,国王统而不治,国会才是国家权力的中心。

英国因首创宪政体制,成为成功摧毁专制政体的第一国。它开创了君主立宪、国会多党制、责任内阁、文官体系、司法陪审团等一系列民主制度,不仅使英国最早发展为最开放最强大的现代国家,而且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后发国家模仿的的榜样。清末“预备立宪”改革,就是模仿英国,此前两次鸦片战争遭英“夷”坚船利炮打击,洋务知识分子“开眼向洋看世界”,在大办洋务新政的同时,也看到了英“巴厘滿”(Parliament)国会的功用。如魏源《海国图志》即介绍:“设有用兵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由巴厘满议允。国王行事有失,将承行之人交巴厘满议罚。”国会代表民意,能“通上下之情”,使君民不隔,两广总督张树声说:西人立国之本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故得众志成城。清末“预备立宪”时,士人精英喊得最响的口号,即是“速开国会”,认为“国会一开,四海归心,国是大定,人人沐宪政之福矣!”应该说是看得蛮准的。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我写了一篇《辛亥民元建政是以国会为中心》的论文,探讨清末民初政权更迭“宪政大开张”的情形,还就清末资政院开会写了《中国国会百年祭》,对清末民初移植西方宪政之成败作了一番议论,认为国会搏弈票决机制是现代民主的精髓,中国因种种原因未能移植成功,成事不足是悲哀。文中有曰:“现代民主政治,就是议会政治,议会就是吵架的地方,是不同政派博弈的场所,山呼万岁一致举手,那不是真正的议会政治,也不能真正解决什么问题。议会也有法规程序,在宪法框架内各种政治主张都可以得到自由的表达,所以说民主制度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代议制国会”;“国会机制的重要精神,就是容纳不同政见,容纳反对党,对异己动口不动手,由选票决胜负。由于国会靠边站,枪杆子说话才算数,民国自后一直陷入战乱”;“民国开初先贤们就移植了欧美现代议会政治形式,为新中国的民主开了一个好头!只可惜国会机制很快就被军事力量所扼杀,中国树立不起文斗的规则和场所,那就只能是武斗,全面内战穷折腾,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不是选票出政权,这很可悲!”对照宪政母国英国宪政民主的创设、改进与完善过程,对我国的民主建政历史进行反思,显然很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用国会搏弈机制化解各种矛盾

我对英国宪政史的了解不深不透,读了单灵芝同学的博士论文,了解到英国各政治势力善于讨价还价讲妥协,其宪政也是由不完善而经几百年的修正改革,才逐渐完善。单文当然不是探讨整个英国宪政史,也不涉及中国对宪政的移植,她选取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詹姆斯·密尔这个“学案”,以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为切入点,探讨英国宪政民主完善的一个环节,来探求宪政民主的精神实质。

英国的宪政当然不是“移植”的结果,但也不是事先设计好了的“成品”,而是政治搏弈中理性妥协的历史产物。《大宪章》即是战败的国王与贵族妥协,规定国王必须召开由若干贵族组成的议会,王权有限、法律至上的宪法精神得以初步约定。《权利法案》规定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效力,国家大政方针要经过议会的讨论,方能颁布执行。“光荣革命”虽使王权受到国会制约,但国会尚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辉格党与托利党的“驴象之争”,也只是少数贵族的把戏,单同学认为是虽有宪政却少有民主,“政治权力牢牢掌控在少数贵族寡头手中”,需要进行权力下移的改革。

如何改革?改革的方向何在?改革需要思想引领!在十九世纪欧洲动荡和英国工业革命后社会阶级基础发生根本变化的的背景下,英国出现了思想论争高潮,现代各种“主义”纷纷登场,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功利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出现了灿若群星的思想家,密尔父子即为其中佼佼者,他们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人,而原藉德国的马、恩,此时也在英国从事社会批判,创立了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学说。各种学说竞逐,百家争呜,造就了英国的政治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使英国成为当时最先进最富有的国家。

英国是当时最开放也最有自信的国家,但也是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各种利益激烈冲突的社会。英国历史上天主教与新教的冲突就很严重,还有清教徒被驱逐至美洲,宗教矛盾十分复杂。民族成分也不单一,英吉利人之外有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等,民族矛盾很是扎眼。工业革命造就了新一代产业工人,出现了新兴工人阶级,赤贫的无产阶级和腰缠万贯的资产阶级,两极分化矛盾很深。工场主恩格斯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并与马克思共同写了《共产党宣言》,号召无产者团结起来,推翻资产阶级。

各种声音交响杂呈,如何化解矛盾引领社会进步呢?

若以旧式镇压、专制,将“动乱分子”外国流亡者马克思、恩格斯等驱逐出境,英国领先于世界的开放自信和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将会嘎然而止,会出现社会倒退!英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允许包括外国人马克思等各路人马批评英国,咒骂资本剝削,让各派思想家提供救时药方。自由主义思想家詹姆斯·密尔及其子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提出了宪政改革思想,写了《论政府》、《论出版自由》、《论自由》、《代议制国会》等堪称政治学经典的著作,对英国的政治进步起到了极大的引领作用。

英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确是十分激烈,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詹姆斯·密尔则看到了中产阶级的政治愿望。单灵芝同学博士论文最出彩的地方,就是关于十九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论述。单文指出:英国工业革命中壮大起来的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开始对贵族垄断的政治权力提出要求。劳动阶级包括农民、手工工人、学徒、新型工厂工人等(这些人不见得都是无产),中产阶级包括医生、律师、中小商人及其他自由职业者和专业人员,也包括地主和新型工厂主等。“这两个阶级在旧的宪政体制下都没有选举权”。怎么办呢?斗争!怎么斗争呢?将旧制度“打个落花流水”,暴力革命推翻!这代价太高,且可能是以暴易暴,英国没有选择这条路。

由于着眼于中产阶级,詹姆斯·密尔提出了和马克思不同的思路,即宪政改革,使国会权力下移,真正实现民主。当时英国的中产阶级并不比工人阶级少,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马克思,论其阶级成份也不属于工人阶级,而属于中产阶级,虽是外国人,但长年在英国居住,家里有女仆,写文章挣稿费。象马克思这样的知识分子,一般均可划归中产阶级行列,包括詹姆斯·密尔,出身寒微,但得到贵族资助,得以完成高等教育。而那个资助他的富贵,则是想让天资聪慧的穷密尔大学毕业后,当自己可爱女儿的家庭教师。小姐只比密尔小几岁,密尔悉心教导她并爱上了她,但碍于恩公情面,密尔没有向小姐学生求婚,他组织自己家庭生下小密尔后,更重视家教,把小密尔也培养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思想家。密尔一家,显然也属于中产阶级。而象恩格斯那样乐善好施资助人的资本家,更是所在多有,现在也有邵逸夫、马克·扎克伯格等等,又有什么必要搞你死活的阶级斗争呢?密尔主张你活我也活的改革,他的办法是呼吁、呼吁、再呼吁!写了1千多篇社评、几百篇文章和数部著作,希望“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完善代议制民主。

以议会制改革为中心,英国逐渐发育成一套民主机制。各不同利益集团围绕着国会争斗,院内院外结社结党,集会游行请愿示威罢工等,都有其自由与法律保障,密尔等也就公共意见表达的形式作了大量评论,促进了国会体制改革,如无记名投票、议会任期限制等具体事项,单文都作了很好的论述。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密尔之后英国以国会为中心的改革持续了百年,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一直也没有熄灭,但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一个政党拱倒另一个政党,并不用流血,不使用暴力不搞专制,而是围绕国会选举争选票,君子动口不动手,自由发声,文明争斗,其结果确实是实现了阶级转换,权力的下移。我们看到,原先国会垄断权力的贵族两党—辉格党与托利党,早已让位于代表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自由党和保守党,国会上下院,下院的权力上升,国家权力下移了。后来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代表工人阶级的工党在二战后得以执政,自由党式微了,少数贵族阶层虽至今仍存在,但早已权力不再,这难道不也是阶级斗争吗?阶级斗争未必就导致专政,也可釆取和平争选票的形式,我们看到,英国工党也不时选败下台。但下台不要紧,还有上台机会,正因为还有上台机会,就不是你死我活全赢全输,在野党两眼盯着执政党,找茬监督,还可游行示威显示力量,评判者是拥有选票的人民,人民最大党很渺少,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到二十世纪宪政民主逐渐完善,欧美凡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虽国内各种矛盾仍很尖锐乃至争斗白热化,却不再发生内乱内战,党人以国会为角斗场争夺选票,以宪法框定游戏规则,谁也无法把持权力,胜选败选都是暂时,丧失人民选票的败者也输得心服口服,只好贴近民心再求翻身,政权可以和平更迭!民主政治是竞争性政治,谁也不能垄断权力。人类作为政治动物,从未停止过争斗竞争,今后也不会停止,但宪政民主确立后,争斗竞选就纳入文明轨道,上了历史新台阶,骨肉同胞间争主义争权益争政策,靠的不是暴力和诈力,赢得民心赢得选票才是胜者,此即可谓民主。

三、书报检查压制思想言论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大敌

限于体例,单灵芝同学的博士论文所论英国宪政改革,仅限于詹姆斯·密尔及其时代,未扩展至现今,也未联系现实,没有过多的引申发挥,因为要顺利完成学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不同于法俄革命的英国宪政民主渐进改革的成功,极大地影响了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以国会为中心多党搏弈的竞争性民主机制,为诸多国家仿效,在世界范围取得很大成功,具有一定的普世性。恩格斯晚年就十分重视议会斗争,并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的举措出谋划策,列宁更直陈若没有代议制国会这种“形式”,民主将无从谈起。国会票决这种体制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甚至被英、美推行至国际政治中,成立了联合国,发布了联合国宪章,对于协调世界各种冲突,维护世界和平维持国际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是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之一,常就国际重大事务发声并投票表决,这种开会辩论投票表决机制,虽还有不少缺陷,许多实际问题还不能真正解决,却无疑是协调世界冲突的最好办法,是国际政治发展的唯一正确方向。所谓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已是绝无可能。

中国有宪法,领导人亦多次表示要“依宪治国”,宪法规定国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如果国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能够落到实处,而不仅仅只是“形式”,则中国在政治上就能“与国际接轨”,也实际上是开启了政治体制改革。众所周知,中国有国会、有宪法、有选举,国家领导人也都是“选举”产生,这说明中国并不拒斥普世价值,只是由于种种难以言表难以承认的原因,这些往往只是走走“形式”。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其实并不复杂,只要将民主从“形式”到内容真正加以落实,就会有成效,而这也正是我国“深化改革”的实际内容。

对照英国的宪政改革,其实也时有阻力,经历了几百年漫长的渐进改革过程,其间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英国一直坚持“开放”,国内政治环境宽松,允许人民说话,允许社会多元,允许挑战权威,使改革得以持续。英国从不要求与今上女王保持一致,领导宪政改革的不是女王,甚至也不是如邱吉尔这样的政治家,是人民在推动,真正引领改革的是密尔这样的一批思想家!在英国骂英国的德国犹太人马克思,所说虽不可能句句是真理,但他的社会批判煽动性很大,足以引起政坛重视,对英国的社会改良和宪政改革,也起了很大作用。

单灵芝博士论文的第五章,题为“代议制民主的推进:公共意见的表达”。法国大革命后欧洲下层民众政治参与意识高涨,形成公共意见舆论压力,促进英国的宪政改革。詹姆斯·密尔写了《论出版自由》,谴责政府对不同政见意见表达的限制,反对当局以行政权力操纵公共意见,力争民主平等话语权。国会体制内外一体,议员在国会中固然有发表政见的权利,人民在国会外也享有充分的议政权,拥有表达政治意愿的渠道途经,出版自由有助于形成公共意见,以有效监督政府。“没有出版自由,好政府的目标便无法实现”。由于重视公共意见表达,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在国会论辩中受到特别重视,并得到了法律保障。

无独有偶,马克思在1842年也写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关于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两篇文章,评击限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书报检查制度,反对官方以控制言论来操纵舆论,以钳制思想来维护统治,也主张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正由于宪政框架下的英国人民争得了言论出版自由,马克思才从限制他发声的德国、法国流亡到英国,得以在条件最好的大英博物馆图书室安心写作,在资本主义的心脏批判资本主义。由于有言论出版自由保障,使伦敦不仅成为金融工商业中心,也成为思想中心,各种主义都可自由发声,自由出版书报杂志,密尔父子与马克思、恩格斯都著述等身,引领了社会文明进步。

文明进步需要科学昌明,宪政民主需要思想引领,真理和谬误在公开论辩中会得到识别,用不着打仗流血就可以决出胜负,所以言论出版自由,是民主国家的第一要件,也是国会搏弈的必要条件,不可或缺。有说话的地方,有自由表达的方式,说错了也不要紧,甚至允许游行示威发泄,疏解一下郁积的情绪。但有些势力最害怕思想论辩,怕别人发声,怕谬误被揭穿,失去迷信愚忠的群众。有些国家设有宣传部,其主要职能不是宣传,而专是搞书报检查,钳制思想,这显然和马克思的主张背道而驰,也是反民主的。书报检查严重阻碍社会进步,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报》刊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言:“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压制思想言论是政府缺乏自信,中共对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就进行过揭露与抗争,如1944年2月2日中共《新华日报》社评称:“要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这里不仅提到言论、出版自由,而且提到集会、结社自由。而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詹姆斯·密尔,早已将请愿、公共集会与政治结社,作为推进公共意见表达推进代议制民主改革的大问题提出来讨论,并取得了进展。我们知道,世界各国宪法,中国从清末《钦定宪法大纲》,到现今现行宪法,都有“人民的权利与义务”条款,且都写明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甚至还有游行、通信、居住、迁徒、罢工等各项自由,此即为“人权条款”,即“人民的权利”,这些权利早已获得文明世界首肯,且似乎已“例行化”,没有人公开反对,凡宪法都有此条款,但是否真能落实,则是另外一回事。

改革就是要落实“例行化”的宪法信条,让“形式”符合内容。如何切实推进宪政民主,也的确存在许多阻力,有许多阻挠者搞的是“阴”一套,上不了台面,所以竭力禁锢言论,禁止思想的自由表达。当然,宪政民主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在英国也经历了几百年的渐进改革,在中国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辩析,单灵芝同学的论文提到教育改革,以提高民众政治素质,培养代议制民主力量,詹姆斯·密尔就写了《论教育》。这当然十分重要,已故老中宣部长陆定一弥留之际就喃喃地说:“让人民敢说话,让孩子们上得起学,这是我的一点希望”。说明近两百年前英国政治思想家密尔的思考,对当今中国仍有借鉴意义。还有许多现实问题,迫切需要研究,单同学的论文限于体例,未及展开讨论,现既已毕业,日后博士论文扩展整理出书,希望能加上时代内容。(20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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