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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张维迎和林毅夫的辩论?

Orz辉

 

这是一场学术争论,也是一场意识形态争论。

林毅夫出身芝加哥大学,导师是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舒尔茨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就是修正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和罗斯托的超赶理论,证明农业劳动力边际收益不为零,农民决策不理性的假设不符合实际。其理论可以推到出政府应该避免微观上对农业的过度干预,并对上个世纪60年代众多发展中国家农业灾难做出一个完美的预言。导师如此,林毅夫本身的博士论文,也就分析政府对农业微观组织(产权)结构的干预对粮食减产的影响。

同样,张维迎在国内以传播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著称,常常标榜自己对国内产业理论的贡献。稍微对信息经济学、产业理论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领域有大量的论文,是研究产业结构、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等因素造成市场失灵。

林毅夫这样的学术出身,肯定比大众更了解政府的恶;自己写的教材里就有“囚徒困境”的张维迎,肯定也比大众更了解市场的恶。看看林毅夫、张维迎的导师和毕业学校,就知道他们的学术修养不可能比知乎上大部分的经济学博士低。他们自然了解不同的产业、案例、公司,需要在具体约束条件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背后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权重。

张维迎和林毅夫之所以这样争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经济学,而是为了通过意识形态的争论,施加自己的政策影响力。之所以他们不就事论事的讨论问题,而是偏重于泛泛而谈的意识形态讨论,是因为专业分析是一种极为耗时耗力,边际收益极低的分析方式,根本就不可能达到影响政策决策的效果。

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无论有多大的天赋,除了自己特别擅长的领域,对其他领域的关注都是泛泛的。比如金融改革是中国改革的重点,汇率改革、外汇改革、银行改革、债券改革、证券改革等等都是非常宽泛领域。单单一个银行业改革,就牵扯到准入分析、市场结构、会计核算、破产机制、债务追讨、利率浮动、信用评级等多个领域。其中仅仅和准入分析(市场结构)相关的金融抑制领域,其论文就汗牛充栋,外行根本就无法对影响其改革结果的变量烂熟于胸。

想想吧,一个博士一辈子也许就是对其中几个领域有深入的研究,从而做出微薄的贡献;且政策建议由于风险的不确定性,不一定取得政策目标。如果政治家对改革的想法,是就事论事,了解每位经济学博士对相关领域的各种研究,将各种影响改革的变量烂熟于胸,而不是选择一种意识形态,那么他执政的几年内还怎么改革?

政治家如同企业家就是在政策风险的不确定下,选好一种方向,然后据此指引一个国家前进。他不可能是各个领域的通才,政治家需要做的就是凭借直觉,分析这个国家存在的主要矛盾,然后将全国上下团结起来,为这个目标前进。如果里根、撒切尔每天看各种私有化的坏处,邓小平没事就想傻子瓜子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那国家还改不改革了?

就像我前面说的,别说政治家,就是政治家的那些处于学术顶端的经济学顾问们,如果凡是政策建议就要就事论事按照学术分析,也没法提供各种建议了。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罗德里克依据自己的理论,对贸易自由化提出各种批评,巴格沃蒂、克鲁格也依据自己的理论捍卫全球贸易,大家都是这个领域的权威,如果贸易自由化真的要依据学术手段,按照联合国给出的条码分析各种货物的贸易规则,那么这些政策顾问们还有精力关心其他领域么?

因此从政策建议的角度,由于认知的局限性,经济学家、政治家们偏重于意识形态的讨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他们既没能力,也没精力去了解各个微观事物的约束条件和改革环境,所以说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争论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讨论。

同时,也是由于这种思维的局限性,或者说人本身思考能力的局限性,就决定学术进步本身就是暗含着一种意识形态的波动。认知的存在局限,造成这世上不可能存在任何完美的政策,不完美的政策自然不可免造成各种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所以任何政策都有好多一面,和与之带来的风险。这些政策局限性反馈给学界,就让大家对经济学理论有不同的思考,由此带来经济学意识形态的不断波动。比如随着中国经济的成功,有人看到的是政府基础设施的大量投入,有人看到的是由之带来的无效投资,有人看到的是96年后不顾东欧前车之鉴的私有化魄力,有人看到的是下岗工人的生活困顿。因此中国改革过程中政策的局限性,很好的解释了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争论背后,暗含着政策带来经济学思维潮流波动的必然性。

不止是中国,世界经济学思潮也是这样。40、50年代的刘易斯、罗斯托、缪尔达尔、米德等人,更多的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因此他们倡导依据这种特殊性给出政策建议。随着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先后因为大政府的关系,发生各种经济悲剧,因此经济研究又开始强调市场的作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西方国家的制度,由此被各种嫁接到发展中国家,此时又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和拉美改革的失败,东亚国家的程度,又使得罗德里克、林毅夫等人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以及政府该起的作用。同时,90年代末的亚洲经融危机,日本经济的衰落,又使得以普雷斯哥特等人开始关注产业政策的危害。因此说发展经济学的进化史,本身就是一部对政策观察的波动史。

说了这么多,就是表明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思维都有局限性,大家倾向于通过一种意识形态解释世界的运行。也是由于思维局限性,改革的风险不可避免,改革的困难无法预期。可正是由于每个人都存在思维局限性,我们才说大海航行靠舵手,因为只要改革就必然面临暴风和闪电,舵手如果没有对改革风险的敏感性,没有抓住国家主要矛盾的全局性,没有团结船员先前的鼓动性,那奥巴马的位置让伊布他奶奶干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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