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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红色帝国之路:从王储到核心到独裁者

——略评中共六中全会

王康

 



就政权的命运和使命言,中共确实需要领袖,就大帝国目标言,中国确实需要元首。中共政权与大帝国合二为一,即红色大帝国,这是共产党中国正在自我塑造并扩充的现实进程,是共产主义运动170年来与中国传统大帝国诡异而危险的媾合,也是21世纪最具颠覆性的世界性态势,决非某种枯躁的政治修辞,也不是迄今为止的历史理论或政治学说可以概括。刚刚结束的中共六中全会标志着中国迈向红色大帝国历程的关键一步。

长期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欠缺两种秉赋:不谙两千年中华帝国传统竟然可能死灰复燃,更不懂马列主义和全球化能够先后激活中国传统天下主义和大一统帝国意识。费正清、史华慈等人坎陷于中国回应西方挑战,认为毛泽东革命与所有非西方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一样,只是农业社会被迫国家工业化以避免殖民地命运的被动选择,其实质是孙中山、蒋中正民族革命的继续,只是假借了马列主义与苏联模式。直到文革结束,费正清们才恍然开悟,发现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有中国传统王朝的浓黑阴影。邓小平改革开放一个表面现象是,共产党中国似乎摆脱了苏联制度而融入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巨大的市场、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和低廉的人权门槛,让西方获得一种印象,市场经济、开放和法制社会正把中国引向某种世俗宪政国家。8964镇压后,在西方眼里,共产党中国仍然信奉“和平与发展”,北京仍然是世界秩序的规矩成员;直到习近平上台,西方才突然发现,中国遵循既有国际秩序和西方文明惯例,很可能一种假象。但共产党中国对世界的意欲究竟为何,没有一个西方人说得清楚。

中共六中全会公报,正式以全党名义重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必须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并提出实现其终极目标的一个必要条件:“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全党必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再迟钝的观察家也不难得出结论,习近平集团已明白无误地发出用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重新武装中共,把中国变成第二苏联,在世界范围内埋葬资本主义进而统治世界的号令。习近平本人完全不忌讳“政党、主义、领袖”三位一体的法西斯国家理论。人们可以推测,到2017年秋即十月革命100周年中共19大召开,习近平完全可能正式重申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获得最终胜利的目标。北京从此完成一个世界历史的轮回:20世纪是社会主义救中国,21世纪将是中国救社会主义。



1952年10月14日,斯大林在苏共十九大指出(四个月后斯大林去世),世界仍处在全球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共产主义的’这一定义表达的是党的宗旨的最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内涵。”他强调,共产主义政党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谁就不是共产党人。苏联共产党人要意识到自己既是苏维埃社会、也是世界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突击队。斯大林确定,第一支反对资本主义的队伍是以苏共为首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突击队”(后来这些突击队被称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第二支队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第三支队伍是民族解放运动。斯大林号召举起“被资产阶级抛弃的民主自由的旗帜”,只有这样,共产党员才能“把大多数人民集合在自己周围”。《真理报》发表社论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必须拥护党的领袖,这是共产主义强于资本主义的“伟大法宝”。

无论习近平集团的实际权力结构和政治战略如何,斯大林六十四年前的近乎政治遗训的思想,既是战后苏联帝国世界战略的真实表达,也经过毛泽东遗传给新的继承人。习近平对苏联的解体耿耿于怀,决不仅仅停留于情绪。作为共产党人,苏联的遗产极为珍贵,它永远是中共合法性不可或缺的来源,还是继续十月革命道路、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毛泽东饱受斯大林凌辱,但他深知,否定斯大林就是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毛泽东那里,斯大林的遗产并没有随着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变成垃圾。相反,反修防修,可以让毛泽东自己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领袖,北京成为打倒帝修反的中心。毛泽东如果在世,他会毫不犹豫地支持习近平继承苏共十九大的纲领。

共产党人不仅拥有共同的世界革命意识,还拥有西方政治家未曾拥有的历史狡诈和对人性的洞察力。恩格斯曾预言,资本家会把绞索卖给将会绞死他们的人,列宁更从直接跟西方资本家打交道后的经验断定,资本家是如此贪婪,甚至愿意接受分期付款的赊账,抢着出售绞死他们自己的最后一根绞索。列宁曾两次作出“退让”,一次是1918年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协议,以换取新生苏维埃政权得以保存。一次是在战时共产主义后改行“新经济政策”,对西方和俄国资产阶级作出让步。中共也曾作过两次韬光养晦,一次是1937年卢沟桥事件后,遵照斯大林命令,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一切以暴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以此获得合法存在。一次是邓小平在8964后起用右派朱镕基全力发展经济,并对西方放开市场。前者保存并壮大中共实力,最后借助斯大林支持独占中国,后者使中国获得全球化市场化最大红利。但是,一旦度过危机,共产党人就会立即回复本性,亮出共产主义的旗帜,并且选择自己的新领袖。中共六中全会就是北京转化自身危机、利用西方危机的最新事像。



今天,人们可以得出初步结论,习近平是有备而来。他是对中国和世界有了长期而慎密的分析、思考和判断并以此为执政前提,集党政军于一身,然后不仅破除近乎“无为而治”的集体领导,而且同时将国务院、人大、政协等中共专制重器悉数虚置,以十余个小组取而代之,同时全面清党、肃贪、强军、整饬思想、强化意识形态,把薄熙来“成后来居上之事,需非同寻常之举”的核心思想推及全国。

习近平及其前台和幕后同僚多半取得如下共识:一,邓小平1989后奉行韬光养晦,全力发展经济,中共掌控空前财富,代价是全党腐败,全社会礼崩乐坏,因此必须肃贪清党;二,江、胡两届追随邓小平实利主义,常委制成割据分赃,中共人心涣散,顶层陷入专制瘫痪,因此必须重新中央集权;三,军队、警察自8964后加速腐败,丧失战斗意志,因此必须重建军魂警魂;四,知识界鼓吹普世价值,中共在上层建筑被动失据,因此必须严加防范,在意识形态上转守为攻;五,西方虽然在对苏冷战中胜出,但元气大伤,911后美国和欧洲同时陷入危机,日本大地震后一蹶不振,“风景这边独好”,因此必须全方位主动出击;六,普京企图以欧亚伙伴关系恢复俄罗斯帝国,正需中国地缘支持,因此必须满足俄国扩张意欲,提供资金援助,甚至重建北京—莫斯科轴心联盟;七,北韩核武,只要加以有效管控,仍是牵制美日韩、增强中俄朝在东北亚军事态势的重器,因此必须保护金正恩政权及其核武装;八,美国重返亚太,涉及西太平洋各国,是中美“冷热战”交锋地带,地缘战略上美国未必占优势,因此必须保持对峙甚至挑起区域战争;九,中共举国体制最大优势是将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高度一体化,以制度、律法、思想、宗教、教育、风俗凝聚党心军心民心,因此必须保持和巩固红色政权和帝国体制;十,时不我待,美国、欧洲、日本,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新危机,决不能坐视它们恢复元气,俄国、伊斯兰-阿拉伯世界、拉丁美洲、非洲都可能成为反对西方的联盟力量,“东风压倒西风”的局面再次出现,决不能错失良机,因此必须拥有世界战略,合纵连横,建立分化瓦解西方的国际统一战线;十一,经过三代思想灌输,14亿中国人已经培育了空前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对民间维权事件,扼制于零星状态,改进吏治,施以小恩小惠),再以共产党意志和社会主义思想统领,就能改变世界力量对比,因此必须强化国家至上、民族至尊;十二,避免毛泽东的偏执和暴虐,拥戴一个新领袖,乃是历史的最高律令和党国的绝对必须,习近平时年63岁,三年大治,已见成效,再执政十年,才到毛泽东发动文革、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年龄,因此必须确立习近平长期乃至终身独裁,方能保证党国最高利益。——这些大致就是习近平集团反复声称的几个自信的根据。

习近平很清楚,他是重新收拾旧山河,决不作损还红色政权的蠢事。无论毛、邓、江、胡政绩私德如何,中共的政治普系决不能发生断裂。惩罚党内军内腐败分子,为的是纯洁和强化中共统治系统,既不依靠法律,更不重蹈毛泽东发动群众运动的覆辙,而是重用王岐山的中纪委,以确保反腐斗争为其基本政治任务服务。应该承认,到目前为止,正如薄熙来在王立军事件前在重庆的表演一样,习近平集团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有效的策略。



在世界急剧变形的格局中,中国已居于特殊的处境和地位。关于中国的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的争论,已经成为世界性话题,中国在历史选择和世界精神归属上已经接近俄罗斯曾经面临了三百年的历史性两难:东方还是西方,古代还是现代,专制还是自由,战争还是和平,共和还是帝国。

中国令世界瞩目的经济膨胀与同样令世界瞩目的专制主义制度,两者在中国同时并存的状态已经结束。究竟是中国现代经济增长最终“消解”专制主义,内承中国历史传统的“精华”,外与西方主流文明正面遇合,从而造福中国与世界,还是专制主义利用经济增长成功复辟中国历史传统的“糟粕”,为祸中国与世界,其最危险、最需警觉的,是中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转向新的大帝国道路的可能。

自拿破仑一世、威廉二世、亚历山大三世以降,西方从成吉思汗蒙古铁蹄、太平天国浩劫和义和团祸乱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暴力崇拜和野蛮规模中一再感受到“黄祸”的恐惧;西方哲人怀着更深的忧虑遥望东方亚细亚,遥望中国,已有两千余年:

野蛮人比希腊人更有奴性,亚洲人比欧洲人更有奴性;因此,他们毫无反抗地忍受专制统治。这种君主政体很像是僭主政体(tyranny,即“暴政”),但是由于它们遵循成法而世代相传,所以很稳定。——亚里士多德

亚洲总是大帝国的家园,……权力必须总是专制的,这是因为如果奴役的统治不是极端严酷的话,这个大陆就会饱受分裂之苦,……一种奴隶精神统治着亚洲,而且从来没有离开亚洲,在那个大陆的全部历史中,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点自由精神的痕迹,只能看到奴隶制的耀武扬威。
——孟德斯鸠

实际上,亚洲普遍是专制主义的舞台,是暴政的舞台。规模庞大、耸然而立的专制主义完全符合历史破晓地区的政体形式。——黑格尔
为获得生计而普遍依附于皇权的状况,正是东方世界牢不可破的专制主义的真正基础,因为这是君主财政收入的基础,也是社会匍匐在他们脚下的存在形式。——理查德•琼斯

东方一切现像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中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那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卡尔•马克思

并不特别了解东方的恩格斯持一种诡异的黄祸论,他预言继英、法联军“部分地打破”了古老中国的封闭传统后,历史将通过中国的亚洲近邻日本,以战争之手“彻底结束”中华帝国与世隔绝的状态,破产了的中国将有“大批苦力”流入西方世界,加剧那里的总危机,从而产生一个“绝妙的历史讽刺”:“资本主义生产,只有中国尚待它去征服了,但当它最终征服中国的时候,……也将促使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限于历史约束,无论亚里士多德还是黑格尔、拿破仑还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对中国的观察和判断都源于西方的逻辑,未能预见出中国的奥秘和命运。



中国另有一套逻辑。李慎之1999年在《风雨苍黄五十年》中写道:“一样是威武雄壮的阅兵,一样是欢呼万岁的群众,……希特勒死了,斯大林死了,世界上追求这种壮观场面的国家应该是不多了,也许只有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才有这样的劲头,但是它国小民穷。”而“中国是天然的大国”,“作为数量上占人类四分之一、时间长达两千年的一种模式,……最好就称之为帝国主义”。

李慎之指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两大目标“反满”、“反帝”已经通过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完全实现了,“不料,到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的民族主义却有了一个新的转向。由在世界的东方四征不庭、万国来朝的天朝上国情结发展出一个‘世界革命的情结’。……中国历史上是东亚的大帝国,几千年一直是世界第一大国,形成了中国人一有点条件就不甘屈居人下的心理,我称之为虚骄之气。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往往叫人害怕。” 李慎之担心:中国的极左路线,其最高目标,同时也是其最后动力就是“搞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这是中国人民“即使没有裤子穿”,也一定要“进行到底”的。就是这股“虚骄之气”几致中国于死地。

二十年过去,中国已经财大气粗,毛泽东改造中国人的显著后果——狂妄、骄横、野蛮,已经成为世界各地旅游景点令人侧目皱眉的普遍现象。中国更一直在期待一位新领袖新真命天子,以实现其没有这名新元首就不能实现的的帝国理想。六中全会让人们看到,习近平已经从一名几乎无人看重的红色皇储变成中共“核心”。薄熙来走麦城前曾重新研读《第三帝国的兴亡》,三年后人们会自然想起该书第一编第一章《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 第三帝国的诞生》的情景:1933 年 1 月 30 日,德国最大政党国家社会党领袖阿道夫•希特勒宣誓就任德国总理一职。威廉•夏伊勒评论道,对希特勒本人、对德国、对整个世界来说,那一天都是一件命运攸关的事情:

1933 年 1 月 30 日诞生的第三帝国将历经千年而不衰, 在纳粹党的语言中,它常常被称为“千秋帝国”。它一共存在了 12 年零 4 个月,但是在这历史的一瞬之中,它在地球上造成了震撼一切的火山爆发, 其强烈程度为前所未有;把德国人民送上权力的顶峰,那是他们 一千多年以来从来没有达到过的;使他们一度成为从大西洋到伏尔加河,从北角到地中 海的欧洲的主人;接着又在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把他们投入毁灭和破坏的深渊。这场世界大战是他们国家残酷无情地挑起来的,在这场世界大战期间, 他们国家对被征服的各国人民实行了一种恐怖统治,蓄意屠杀生命和摧残心灵,其程度超过了以前历代所有的野蛮压迫。 创建第三帝国的那个人、无情地而且有时常常是以一种异乎寻常的精明狡猾手段统治第三帝国的那个人、把它送上这样令人目眩的高度后又把它投入这样可悲的下场的那个人,肯定是个有天才的人,哪怕这种天才是邪恶的天才。不错,他在德国人民——神秘的天意和千年的经历把他们陶冶成当时那个样子——身上找到了一种自然的工具,他能够把它用来实现自己的邪恶目的。然而,如果没有阿道夫•希特勒,那就几乎可以肯定决不会有第三帝国。因为阿道夫•希特勒有着恶魔般的性格、花岗石般的意志、不可思议的本能、无情的冷酷、杰出的智力、驰骋的奇想以及惊人的判断人和局势的本领。只有到最后由于权力和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才做出了不自量力的事情。 正如著名德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希•梅尼克所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 子,说明在历史生活中,个人具有突出的和不可估计的力量”。

人们无法知道习近平被拥戴为核心后的心情,不过肯定已经迅速改变中共上层的权力和心理结构。多年以后,也许人们可以把2016年10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这次全会看成一座分水岭。几百名中央委员、后补中央委员选出他们的新领袖,究竟意味着什么,还无人能够预见。不能称这一天是习近平对中共全党的驯服,但肯定是习近平个人权力地位的关键性提升,继毛泽东、邓小平后又一名独裁者的诞生。

中国天文数字般庞大的人口、幅员辽阔的疆域,近代以来它的受难、屈辱、创伤、不幸,它的孤愤、积怨、忌恨、危机,它与西方主流文明失之交臂而远未消弥的隔阂、疑惧、对峙和冲突,它那沉潜不显却欲伺机再度引发的底层革命和共产圣战,以及秦汉帝国、罗马帝国和东西方所有大帝国的历史诱惑,都可能在某种历史环境下,一齐转化为一个“高耸而立”的大帝国。中国步武凯撒、亚历山大、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和秦始皇、汉高祖、元世祖、明太祖、清世祖、毛泽东之后尘,走上一条扩张、征服、革命、战争之路,并不缺少它的缘由、动力和基础。现在,大帝国最重要的角色——元首——准备登基了。



正如基督教曾延缓了罗马帝国的寿命一样,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赋予俄国一种新的使命,自诩为第三罗马的沙俄帝国被苏联和第三国际取代,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一度与整个西方分庭抗礼。只是因为至今未能明辩的原因,第一红色大帝国戏剧性土崩瓦解,西方才保住了自己的文明和制度。西方曾跟彼得大帝以后的俄国打过三个世纪的交道,东正教本属基督教文明,西方在冷战中击败苏联,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和文化原因。但在与中国极权主义的较量中,西方从来没有真正成功过,相对苏俄的优势对中共几乎没有意义。西方曾短视而冷漠地坐视斯大林支持中共颠覆曾与美英结盟抗御法西斯的中华民国,又以某种同情和功利主义对待共产党中国。毛泽东、邓小平都表现出西方与俄国交往中不曾面对的东方式韬略,并获得西方始料不及的战略红利。近日中共竟然要在德国特利尔城建立马克思雕像,习近平之所以没有提到列宁斯大林,纯系策略需要,以免引发过度解读和外交纠纷。现在,习近平以马克思、毛泽东继承人自命,即“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继续,更超逾八十多年前纳粹宣传品罗列的德国帝国谱系:(腓特烈)国王所征服的,由亲王(俾斯麦)完成,(兴登堡)元帅保卫,士兵(希特勒)拯救和统一。中共六中全会类似一次准加冕礼,习近平距独裁者宝座又迈进一步。还看不出什么力量能阻止其崛起趋势,世人只能拭目以待,关注在接下来一年、即中共十九大之前习近平的动向。



任何诱发和强化帝国意欲的言论举措,都将是对中国最危险最有害最凶险的误导,都将使中国近代以来全部经验和教训付之东流,都将使中国文明(包括近三十年的物质积累)毁于一旦,都将把中国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都是对中国和世界命运的极端反动、极端无耻的挑战,对人类文明与世界和平的启示录式的威胁。几乎在建立政权同时,中共就表现出特别暴虐、残忍的特性,对人民不加克制的剥夺、镇压。当中共极权主义刚刚溢出它的边界,世界就领教到它的战争狂热,在亚洲几场地区战争中中共表现得格外好战,肆无忌惮地扩张、侵略。六十七年来,中共一直厉行专制,迷恋极权,视中国和人类一切文明价值若粪土。索尔仁尼琴曾告诫苏联统治者:建立大帝国的国家注定要糟殃,建立大帝国的意图跟道德高尚的民族之间是不相容的。但是,大帝国一直是中国历史的“主旋律”,拥有最强烈的难以抵御的诱惑。何况,中国早已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民族,满足这个奴性深重而又狂妄无忌的民族征服和统治世界的帝国欲念,远胜于在中国建立自由民主社会的理想。习近平政治哲学的本质,显然趋向大帝国而非宪政国家。刚刚结束的中共六中全会,再次表明了中国的帝国趋势。

西方当然还未被削弱到任由中共为所欲为的地步,中国人反抗中共统治、追求自由的力量也在增长。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作为独裁者,习近平的才能和智慧远不能与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相提并论。同时必须看到,习近平集团拥有的军事力量、国家资源、操控民众以及实现其世界战略目标的手段,已不逊色于古今中外的独裁者。至于那些寄望于习近平大权独揽后将实行宪政的好心人们,但愿未来的真理在他们一边。对于我这种不再对中共抱幻想的人,防患于未然,始终是面对共产极权暴政不可须夷放弃的警惕和责任。

2016.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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