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DEMOCRACY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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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日的外省人与抗日的台湾人

许剑虹

 

在今日统独厮杀严重的台湾社会,仿佛提到统派与外省人,一般人首先想到的是抗日的传统,提到独派与本省人想到的则是亲日的传统。会导致人们有这种想法的原因,关键还是在于90年代取得总统与党主席大位的李登辉,为了巩固权力并对抗党内的外省籍大老,刻意打着「本土化」的旗帜操弄与扩大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矛盾。

走向皇民化的本土阵营

李登辉来自于日据时代的皇民化家庭,并且在太平洋战争末期志愿从军,成为了日本陆军的炮兵少尉。而他那志愿加入日本海军的哥哥李登钦,更是在驻防马尼拉期间为美军炸死。所以李登辉以自己这段加入日军的经历为蓝图,去塑造台湾人在二战期间为天皇陛下的子民,并且与抗日的外省人相互对立的二元化史观。

大多数早年参加党外运动的民进党人,未必祖先或者自己都像李登辉或者蔡英文的父亲蔡洁生那样有替日本人服务的经验。相反的,许多在两蒋时代就反对国民党的党外人士,就算不是人人都如余登发那样是与台湾总督府对着干的抗日份子,也都是来自中下阶级的工人、劳工、农民与渔民。他们的二战记忆固然与外省人存在着差异,但却也不尽然都是皇民份子。

只是为了与国民党内部掌权的外省势力对抗,就连民进党也开始采用「亲日的台湾人」对抗「抗日的外省人」这种二分法,来巩固闽南、客家与原住民族群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之下。本身不是日据时代受益者的陈水扁,大量允许包括蔡英文等李登辉扶植的亲日人士进入民进党政府里服务,也导致原本具有抗日与左派传统的本土阵营,慢慢为过去在两蒋时代接受国民党阴庇的皇民化家族所掌握。

而李登辉被开除出国民党以后,另外成立的台湾团结联盟,则更成了皇民份子的大本营。在许多台湾团结联盟举行的公开造势活动中,都可以看到戴着日军军帽的前台籍日本兵热烈参与。前台湾团结联盟主席苏进强,更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参拜靖国神社的本土政治人物。然而不可否认的,包括苏进强在内绝大多数的台湾团结联盟领袖,在威权时代都是国民党统治地方的买办。

这一点可以80年代国民党推动爱乡更爱国运动时,苏进强被推出来撰文批判台独,还有他在马英九当选总统后,又摇身一变成为中共代言人的事实获得验证。即便是为日本殖民统治辩护最激烈的台湾本土政治人物,也都是出于经济或者政治利益的考量,而非意识形态或者精神上的认同去肯定侵略者的。只是为了对付外省人,哪怕是最讨厌日本的民进党与党外人士也都接受了这套论述。

最后的结果,就是导致许多外省人,或者反对台独运动的本省人也相信了独派或者党外人士就是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受益者的论点。尤其是在中共开始推动针对日本的爱国主义教育后,他们更是发现这样观点让自己有了与大陆合作压制台独的民族主义正当性。于是慢慢的,台湾泛蓝阵营的支持者也逐渐的将统独之争当成抗日战争的延续。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统一联盟「中国再统一,台湾真光复」的口号得到验证。新党青年委员王炳忠,在今年11月10日获邀到北京大学演讲的时候也做出了同样的结论:「现在台湾的问题叫做台湾尚未光复,抗日战争在全中国几乎都结束,但在台湾还在抗战。台湾的事是所有中华儿女有权利、有责任过问的事。」

稳定复兴基地的灵魂人物

可事情真的有这些独派或者统派认为的这么简单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日军服务的只有本省人吗?假若这个论点成立的话,那么战后由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推动的国民教育中出现汪精卫政权就十分奇怪。如果没有大陆人或者外省人去当汉奸,今天在中共制作的每一部「抗日神剧」里出现的皇协军、和平军、便衣队、夜袭队与伪警察又算是什么?

当然,人们可以说这些汉奸都在抗战胜利时遭到国民政府逮捕枪决,或者是被中共清算镇压掉了,所以没有来台湾。可实际上这个结论却是大错特错,因为随中华民国政府来台的前伪政府、伪军与伪警察人员不仅所在多有,而且还在相当的程度上掌握了台湾的经贸、文化、教育与娱乐产业。甚至就连包括保密局与警备总司令等情治系统内,也有大连的前满洲国或者汪政权特务存在。

各位读者们,你们完全没有听错,战后台湾的情治系统里面有大量在抗战期间协助日本宪兵队搜捕抗日份子的伪特务存在。而且笔者还有相当的把握可以确定,这些曾经替日本人服务的外省人是中华民国在台湾重建情治系统的灵魂人物。他们所发挥的影响力,远比抗战时戴笠训练的敌后工作人员与抗日游击队还要关键。

大概是1996年台湾进行首届总统大选的时候,有一位叫谷正文的保密局退役少将,经常在李敖邀请下上新党的节目,或者出席林洋港阵营的造势活动,批判正在激烈推行「本土化」与「去中国化」运动的李登辉。谷正文也是历史上公布李登辉曾经「两进两出」共产党,并且出卖同志的第一人。这些证据并没有帮主张两岸统一的林洋港赢得大选,但是却引起了人们对谷正文这号人物的兴趣。

祖籍山西汾阳的谷正文原名郭同震,出生于1910年。可能由于在情治机构服务的原因,关于他早期活动的资料并不多见。根据中共学者刘岳的考据,谷正文自称拥有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历完全是编造出来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在被军统局吸收以后,一度对中共领导的北平学生移动剧团以及林彪指挥的8路军115师进行过渗透。

随政府迁台后,谷正文得到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重用,并且连根铲除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确保了复兴基地的安全。谷正文亲自指挥,并且对国际社会带来最大影响的行动,则是发生在1955年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那一次在谷正文的指挥下,保密局的情报人员在香港一举炸毁了可能被用来搭载周恩来前往印尼出席万隆会议的印度航空星座式客机。

尽管由于周恩来临时换了飞机,而导致谷正文没有成功狙杀主要目标。不过包括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沈建图与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在内,仍有11名中共要员还有来自波兰、越南与奥地利的记者被炸死,可为轰动了整个国际的一起爆炸案。从这个经历来看,人们一定会将谷正文与那些手里高举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永远效忠国家与领袖的忠贞老党员形象联系在一起。

日军宪兵队的特务

可这又再度犯了一个简单的二分法错误,因为谷正文并不是死忠如一的效忠国民党。1940年,时任8路军115师政治大队大队长的郭同震,可能因为「国特」的真实身份被识破,而主动投靠了日军济南宪兵宪兵队城内分队长武山英一曹长。在有济南之虎之称的武山英一指挥下,郭同震多次参与搜捕地下抗日工作者的行动。

他所逮捕的对象,主要以共产党为主,但是也包括了一部份的国民党「重庆份子」。从这个角度来看,郭同震在这个时候可能已经与军统局脱离了联系,成为了不折不扣的汉奸。不过从郭同震搜捕到的国民党人,几乎都是国共合作主张者的情形来看,他接受军统局指派到日本宪兵队内卧底,担任双面间谍的可能性却也不小。

1941年秋季,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日军为了巩固华北占领区的安全,针对国共两军在山东的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配合济南宪兵队行动的郭同震在鲁中大青山根据地一举逮捕了中共山东分局党总支书记马楠,还有中国国民党山东抗敌协会主任李澄之。这是郭同震进入济南宪兵队服务后为日军立下的第一起功劳,但是也令他成为了国共两党地下工作者共同仇视的汉奸。

只是从李澄之身为中国国民党干部,私底下却与中共暗中来往勾结,而且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全国人大代表的情况来看,郭同震利用日本人之手逮捕他,其实并不冤枉。当然,李澄之并非郭同震逮捕的唯一一个国民党人。得到郭同震协助的武山英一,在接下来的几次行动中还瓦解掉了由中统局组织的国民党济南铁血锄奸团。

这些被捕捉到的国民党爱国青年,轻者被判刑,重者则遭到枪毙。无论郭同震协助逮捕他们的原因,是为了向日本人证明自己不是「重庆份子」,还是希望藉日军的力量铲除与军统有门户之见的中统,恐怕都无法让他摘掉「汉奸」的帽子。不过由于此刻国民党在山东的影响力已经式微,武山英一显然更热衷于镇压共产党。

从1944年开始,济南宪兵队城内宪兵队被扩编为了华北派遣军特别警备队甲第1415部队。郭同震手下能指挥的,已经不再只有一般的日本宪兵,同时还包括了货真价实的日本兵。中共渗透在济南的地下组织,遭到郭同震一个又一个的被侦破。就连中共济南工作委员武思平,也逃不过郭同震设下的天罗地网,为郭同震逮捕归案。

可见在武山英一的眼中,郭同震是日军手下众多的中国籍特务当中最有效率与最能干的。只是可能连郭同震自己都无法回答的是,他替日军抓到的所有中共间谍,包括马楠、李澄之与武思平都能够从日本宪兵队的严密看守下逃回根据地。是否日本人察觉到军统局在藉自己的手消灭共产党,所以故意把他们放回去给国民政府制造麻烦,到今日已经成为一个永远无法解答的罗生门。

不论郭同震是否为戴笠派到济南的双面间谍,反正在日本投降以后,他都没有如同自己的老板武山英一一样的遭到国民政府枪决。相反的,他在改名为谷正文以后,为戴笠任命为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特别勤务组的组长。只是由于谷正文战时担任汉奸的前科,令他在一开始的时候无法得到保密局里面那些执行过抗日锄奸的军统局前辈们重用。

整个局面,要等到戴笠于1946年3月17日因所搭乘的飞机撞山殉国以后才有所改变。当时保密局局长的毛人凤在整理戴笠先生遗留下来的日记时,发现到了他对谷正文的赞美。毛人凤这才知道,原来在戴笠先生的心目中,谷正文是保密局里最熟知华北事务的人。于是他改变了先前的态度,开始重用谷正文来对付平津地区的中共间谍组织。

身为一位非典型的国府特务,谷正文在对待中共地下组织的时候也采用非典型手段。令人最出乎意料的,是他启用了飞贼「燕子李三」的徒弟段云鹏,成功瓦解了中共在北平桌子腿四号院的地下电台。透过对台长李政宣的严刑逼供,谷正文又一举破获了以第12战区作战处处长谢士炎、高级参谋室主任余心清两名中将为核心,总共有17名少将参与的巨大匪谍网。

跟过日本人的谷正文,永远能够想出其他军统前辈所想不出来的鬼点子来对付共产党。这些点子不是充满着阴谋,就是手段令人超乎想象的残忍,就连毛人凤听了都不寒而栗。在大陆沦陷以前,已经判断到华北剿匪副司令傅作义即将投共的谷正文,向蒋中正建议将其逮捕枪毙,以防止其他将领阵前倒戈。结果蒋中正居然因为此一手段不够君子,否决掉了谷正文的决定。

所以后半辈子都在为国民党江山奋斗的谷正文,在晚年一提到蒋家父子总是摇头叹气。对于蒋中正所坚持的「妇人之仁」,身为一位完美法西斯特务的谷正文是发自内心鄙视的。在他看来,就是这种把道义放在第一位的做法,让中华民国失掉了大陆的江山。他对蒋中正的评价如下:「不知中国历史兴替和转折的道理,他完全不明白中国各朝各代兴亡的原因。」

蒋中正又何尝不明白治理国家与待人处世不同的道理?考量到中国大陆已经不保,深思熟虑的蒋中正决定抢先一步地将谷正文派往台湾,肃清潜伏在当地的匪谍组织,巩固复兴基地的安全。显然蒋中正已经发现,谷正文个性阴谋狡诈,对国家也没有忠诚度可言,但却绝对是铲除中共在台组织网的最佳,甚至于唯一的候选人。

发自内心看不起蒋中正的谷正文,也明了一旦解放军占据台湾,曾经帮着日本人与国民党多次瓦解中共地下组织的自己非要死无葬身之地不可。所以为了争取一条活路,谷正文卖力的协助保密局镇压中共在台湾的地下组织。表现出色的他逐渐获得毛人凤与蒋经国的肯定,甚至逐渐的被视为了保密局在台湾的「地下局长」,还有中华民国情治机构的灵魂人物。

抗日的台籍共产党人

虽然到了晚年,谷正文因为反对台独,而与新党与中国统一联盟等统派团体站在同一阵线批判李登辉,但是他身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地位,在中共的论述中是无法动摇的。刘岳在他2013年撰写的文章中,对谷正文做出了极为负面的评价:「是一个极其复杂、拥有多重角色的汉奸、国民党大特务,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我们要知道,2013年还是马英九执政的时代,当时两岸的经贸与文化交流仍十分密切,中共至少在嘴巴上还在高喊国共合作的口号,但是对谷正文这位已经在2007年去世的统派老人,却还是持严厉的口诛笔伐态度。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中共如此痛恨谷正文呢?答案其实也不难猜,因为若非谷正文的存在,台湾恐怕早在50年代就插满五星红旗了。

但是在讨论谷正文如何消灭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以前,我们要先讨论的谷正文一生中最敬佩的敌人,即台籍中共党员张志忠。与谷正文同一年出生的张志忠来自嘉义新港的一个农家,早年曾返回福建省厦门市的集美中学就读。受到「五四运动」以来一系列青年爱国学潮的影响,张志忠在14岁那一年因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而思想逐渐左倾。

一心想要将日本人赶出台湾的张志忠,在1924年4月加入由台籍中共党员翁泽生成立的闽南学生联合会,担任左派刊物《共鸣》的编辑。然后他又于1927年1月接受蔡孝干与王万得指派,返回故乡嘉义组织台湾无产青年会。只是张志忠回到台湾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遭到日本特高警察逮捕。虽然他在当年10月因罪证不足而被释放,但是在台湾发展组织的计划已经宣告失败。

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于1930年6月复会后,张志忠又重新参与了组织,并跟随战后改名为刘启光,在台出任华南银行董事长的侯朝宗学习共产主义思想。这段时间,张志忠的左派思想更形坚固,逐渐由原本的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转而拥抱共产主义。他于1931年就读漳州第8中学期间经由侯朝宗的推荐,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2年,张志忠前往上海参加台湾反帝同盟与赤色救援国际中国支部等共产国际的外围组织。恰巧这个时候,正值中日两军因「一二八事变」而在上海激烈开打的时刻。驻防于上海的粤军第19路军,在中央军第5军的支援下与日军打了整整五个月,双方伤亡极为惨重。然而国民政府却于5月份与日本签署《淞沪停战协议》,命令19路军与第5军撤出上海。

《淞沪停战协议》带来的刺激,让张志忠更加坚定的相信只有靠共产主义才能将日本侵略者赶出台湾。他索性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又于6月份被派回台湾工作。当时的台湾共产党,在名义上仍是隶属于日本共产党之下的一个民族支部,所以张志忠的任务,就是协助中共与日共争夺对台共的领导权。只是运气不好的他,又再度一踏上故土就被日本警察拘留。

聪明又有革命觉悟的张志忠,居然靠着装疯卖傻,甚至吃屎喝尿的方式取得日本人的信任,而在1933年6月29日获释。随后他马上就买了一张前往日本的船票,然后从那里再转搭船只经过满洲国的大连进入山东青岛,重新返回中国大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张志忠重新与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并被安排到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军士队接受更高阶的政治与军事训练。

完成训练后,他被分配到刘伯承担任师长,邓小平担任政委的8路军129师在太行山开辟的冀南军区工作。由于生长在台湾,能够讲流利日语的原因,张志忠被派到冀南军区的敌工科担任干部。他的工作,一是对日军心战喊话,二则是协助8路军审讯日本俘虏。到了战争末期,随着日军里的台籍军夫、通译与士兵的数量渐渐增多,会闽南语的张志忠更是受到中共高层的重视。

当然,张志忠并非唯一在延安阵营中发挥作用的台湾人。早他一步参加中国共产党,并跟着毛泽东一起亲历长征的彰化人蔡孝干,也曾在8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敌工部担任部长。美国左派女记者史特沫莱(Agnes Smedley)曾经在造访延安的时候,亲眼看到蔡孝干在审讯一位被俘虏的满洲国籍日军通译。她还记得当时蔡孝干一脸的义愤填膺,相当鄙视那名当日本人通译的东北人。

史特沫莱提到的这位东北籍通译究竟是谁,恐怕只有等中共公开相关历史档案以后才有可能查证。这位通译对中共根据地能造成的破坏,当然是远不及老特务谷正文,但是他们俩人却十分有趣的扮演了一个尴尬的角色,那就是协助日军镇压抗日游击队的外省人。而从这段关于蔡孝干的描述中,我们可确定历史上真的出现过「抗日本省人」审讯「亲日外省人」的情况。

一个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小插曲,是人在延安的蔡孝干还曾经在毛泽东的命令下成立了一个拥有20名会员的台湾独立先锋社。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这里提到的台湾独立,是仅指于脱离日本帝国独立,还是在脱离日本独立后也永远不回归中华民国,成为一个永远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台湾共和国,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独派在历史渊源上不只有抗日的一面,而且与中共也存在着难以割舍的关系。

日本投降后,蔡孝干与张志忠奉延安之命回到台湾岛内发展中共的地下组织。相较于在中共与日共之间徘回不定的谢雪红,他们俩人被延安视为在岛内真正的「自己人」。返回台湾的蔡孝干,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并委任8路军出身的张志忠为武装部部长。1947年「二二八事变」爆发,张志忠组织台湾民主联军嘉南纵队在嘉义水上机场与国军大干了一场。

后来蒋中正由大陆派遣整编21师到台湾镇压暴乱,台湾民主联军嘉南纵队转入山区,改名为台湾自治联军继续抵抗。无论是叫台湾民主联军还是台湾自治联军,张志忠都是参考林彪在的东北自治联军或者东北民主联军来给自己的部队命名,足以证明中共对「二二八事变」的参与和介入。本来张志忠一度希望与谢雪红的台湾民主联军合并后,再把部队的名字改为台湾民主自治联军。

台湾民主自治联军这个名字,又能够隐射到1949年在香港成立,后来成为中共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实际上,今日广为独派人士所推崇歌颂,甚至还给她建立了一个纪念碑的谢雪红,就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创始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又有谁可以质疑独派与中共完全没有渊源的呢?从延安一路到嘉义,台独的始作俑者除了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外还能有谁?

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张志忠领导的嘉南纵队,虽然领导干部包括了简吉等老一代与台共干部外,主要的士兵都是以反对国民党的前台籍日本兵为主。更夸张的是,他的副手陈篡地还曾经以日本军医的身份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远征越南。日本投降后的一段时间,陈篡地还一度加入过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与法军作战。

所以张志忠领导嘉南纵队与国军作战的时候,使用的一批武器就是由胡志明提供给他们的。「二二八事变」结束后,陈篡地由嘉义一路躲藏到台北。直到1952年,他才在六名亲人被谷正文逮捕枪杀之后,透过时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副主任的「半山」谢东闵向政府自首,从而免于被判死刑的命运。只是到了晚年,这位张志忠的副手,却又成为了「左翼台独」的精神领袖,也是让人跌破眼镜。

重演日军对中共根据地的扫荡

至于谷正文是如何一举逮捕蔡孝干与张志忠,并且捣毁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他所采用的手段,基本上就与过去在武山英一手下工作时的一样,其实就是快狠准。1949年8月,戴传李、许远东、王明德与吴振祥等四位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被发现持有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发行的《光明报》,而遭到谷正文约谈。

在谷正文的威逼利诱下,经常向女友寄送《光明报》,并且宣扬共产主义思想的王明德透露出该报的来源为基隆中学校长锺浩东。于是谷正文便在当年9月亲自带着宪兵与警察冲到基隆中学,一举逮捕了锺浩东等40名匪谍。有趣的是,来自高雄的客家人锺浩东,曾经到广东参加丘念台领导的东区服务队,所以也称得上是一位抗日的台湾人。

只可惜他受到中共东江纵队的影响,在抗战胜利前思想已经左倾。回到台湾后,锺浩东又因为目睹「二二八事变」而走向国民党的对立面,并且为蔡孝干发展成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一份子。靠着过去在山东搜捕马楠、李澄之与武思平累积而来的教训,谷正文打铁趁热趁胜追击,从被捕获的台湾省立基隆中学图书馆管理员戴芷芳口中得知台北市大同中学女教师季澐。

1921年出生的季澐是江苏省南通县人,她在上海通州中学读书期间为中共吸收发展为地下党员。家境富裕的她,曾经担任学生生活委员会理事长,并利用此身份组织学生将效忠汪精卫政权的军训教官赶出校园。从这个角度来看,季澐这些早年响应中共抗日救亡运动的学生,也为民进党从80年代开始推动至今的军训教官退出校园运动带来了深远的启发。

从暨南大学毕业后,季澐先后于苏州中学、苏州女中、江苏第3中学担任教职,但是暗中仍接受共产党的命令吸收学生入党。抗战胜利后,季澐在上海结识了准备被派回台湾发展党组织的8路军干部张志忠,两人随即陷入热恋便成为了新婚夫妇。考量到季澐中学老师的身份有利于掩护地下工作,中共最后允许她跟着张志忠一起返回台湾。

谷正文对季澐的身份进行一番调查,发现她对外自称杨春霖的丈夫行踪更为可疑。1949年12月31日,谷正文循线逮捕了居住在台北市衡阳路的杨春霖等13名共产党干部。经过详细审问后,他才证实杨春霖就是在「二二八事变」期间领导嘉南纵队与国军对抗的张志忠。于是谷正文又跟着将季澐逮捕归案,证明了两人同为接受中共指派的鸳鸯大盗。

伴随着张志忠与季澐的先后落网,中共省工委在台湾的组织就如同提粽子一般的被一串又一串的瓦解。就连张志忠的顶头上司蔡孝干,最后也难逃落网的命运。掌握住蔡孝干好女色的缺点,谷正文居然其小姨子马文娟一并逮捕,带到他面前逼供劝降。眼见自己最爱的女人命在旦夕,蔡孝干只好把自己知道所有关于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情报都讲出来了。

然而比起蔡孝干,张志忠的态度却顽固许多,不论谷正文如何劝说都没有办法软化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留学过苏联,正打算在台湾重整情治系统的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蒋经国,一直以来都欣赏与重用叛离中共的前地下党员。他两次亲自出面游说张志忠与政府合作,发表《告全省中共党员》书劝降其他潜伏在岛内的匪谍,但是都遭到拒绝。

蒋经国可不像其父亲那样的「妇人之仁」,居然张志忠与季澐夫妇那么忠诚于他们的共产主义信仰,他也只好让他们求仁得仁。他先在1950年10月与11月下令枪毙锺浩东与季澐,然后又在1954年3月处死了张志忠。至于向政府投降了的蔡孝干,则获得蒋经国的赏识与重用,被安排到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工作,还一路干到了中华民国国军的少将,军衔可一点都不比谷正文小。

不过对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扫荡,并没有在张志忠与蔡孝干落网后就马上结束。因为张志忠在被捕捉以前,就已经仿效中共8路军抗战期间的做法,往台湾乡村地区派遣敌后武工队员成立根据地。只是缺乏战略纵深,又因四面环海而与外界处于全面孤立状态的台湾,并没有像抗战时的华北沦陷区那般适合发展敌后游击战。

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华民国已经在农村地区实施「三七五减租」等温和的土地改革政策,开始慢慢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农村百姓日子有了改善,也就更不会参加鼓吹暴力的红色革命,导致省工委的根据地从一开始就无从立足。谷正文还仿效过去华北派遣军特别警备队甲第1415部队的编制,挑选优秀的宪兵、军人与警察组织联合稽查队,专门搜索与扫荡在乡村活动的共产党组织。

1952年4月,张志忠派往桃园、新竹与苗栗客家人地区重建省工委组织的手下爱将陈福星为联合稽查队逮捕。中共在台湾有形的组织,从这个时候开始全面瓦解。只是到了当年年底,又从台北县石碇乡的菜市场传出有所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鹿窟山区活动的谣言。甚至还有卖菜阿婆告诉警察,有自称解放军士兵的人从山上下来跟她买菜。

虽然只是谣言,老特务谷正文可不敢大意。于是他马上组织联合稽查队上万名军警宪联合搜索与扫荡石碇、汐止与平溪的山区。最后,他们还真的攻陷了鹿窟这个共产党在台湾的最后根据地。只是到了鹿窟一看,谷正文才发现所谓的解放军,原来只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左翼青年。他们在中共台湾省工委瓦解时躲入鹿窟山区,并在《光明报》创办人吕若赫带领下建立了一个武装基地。

他们不只对鹿窟地区以矿工为主体的村民灌输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且还在基地里升起了五星红旗。不过根据谷正文的回忆,这些左翼青年可能没看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长什么样,悬挂的五星红旗居然连星星上面该有几个角都画错了。更让谷正文感到讶异的,则是吕若赫居然在他带领部队赶到以前就已经离失踪。

有人说,吕若赫是因为打算向政府自首而被同志开枪打死,但根据其妻子的说法,他其实是被毒蛇咬死。不过无论吕若赫到底是如何去见马克思的,他的尸体最后都没有被谷正文搜索到。由于联合稽查队还是搜到了驳壳枪一枝、土造手榴弹165枚、土造地雷七个、炸药两包、雷管一束与手铐一副等武器,谷正文还是下令将鹿窟武装根据地周边的所有村民通通逮捕归案。

被抓回台北的400人当中,有200人接受军事法庭审判,其中35人因为散布共产主义思想罪证确凿而被判处死刑,另有包括未成年孩童在内的98人被宣判有期徒刑入监服刑。还有不少人在没有被确定为匪谍或者共产主义信徒的情况下,遭到保密局人员酷刑虐待,可谓是50年代白色恐怖期间牵连最广的政治事件。

也因为许多涉案者,根本是没有接受中等教育,人云亦云般接受了共产主义论述的无知矿工,就连当时的情治机构内都有人认为谷正文的做法有些矫枉过正。这样的做法,也确实在无形中制造了本省人对外省人的仇恨。许多鹿窟事件的涉案人,在被释放以后逐渐因为对国民党的痛恨而同情党外运动,并演变成了今天的台独份子。

根据政府方面的数据,在白色恐怖时代总共有8,296人被捕,其中1,061人遭到枪决。然而在由中共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组织,国台办、民政部共同出资在北京西山建造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上,却承认有1,500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因遭到国民党枪毙而成为「烈士」。这些「烈士」绝大多数是死在前日本特务谷正文的手中,其中包括了台籍红色抗日志士锺浩东与张志忠。

由此可见,大多数在白色恐怖时代遭到政府枪毙者并不冤枉。尽管少数的冤案无法避免,刑求的过程中手段可能也相当残酷,但却不可否认谷正文这些保密局特工在稳定台湾的战后秩序方面,有着不可抹灭的贡献。假若没有谷正文的霹雳手段,以中共在大陆广泛渗透中华民国政府与军队的情况来看,台湾恐怕很难发展出后来令世人羡慕的经济与民主奇迹。

统独之争非抗日战争

值得一提的是,因持有《光明报》而被谷正文约谈逮捕的四名台湾大学法学院毕业生当中,有两名在结束绿岛的管训之后,对今日岛内的统独对立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一位,就是与李登辉有莫逆之交关系的许远东。许远东在1995年出任中央银行总裁一职,在李登辉心中的地位完全不会输给被视为国民党大掌柜的刘泰英。

假若许远东不是因为在1998年2月16日发生的华航大园空难中坠机死亡,恐怕在日后台湾团结联盟成立时也能发挥不小于苏进强与黄昆辉等人的作用。而前面提到受不了谷正文威逼利诱投降的王明德,就是现任民进党台北市议员,一边一国连线成员王世坚的父亲。可见许多深绿独派人士与中共的渊源,远比大多数台湾的外省人还要深厚。

从这个角度来看,硬是要把今日的蓝绿统独对立与抗日战争相提并论恐怕就已经是笑话一件了。许多台湾的外省人与本土统派人士,出于对民进党与独派人士的痛恨,而对由中共所虚构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产生了幻想,希望透过解放军的手来替自己教训这些所谓的「日杂皇民」。当然,这套观点必须要建立在所有的外省人,在抗战时都与中共并肩作战的基础上。

可是如果从谷正文的历史来看,中共眼中大多数的外省人恐怕并不是《亮剑》里面的楚云飞,《我的团长我的团》里面的龙文章,《特战先锋》里面的陈一鸣或者《孤军英雄》里面的郝俊杰、赵将军或者,而是《敌后武功队》里的夜袭队队长刘魁胜、《地雷战》里面的保安队队长行天顺、《地道战》里面的汤司令或者《沙家浜》里面的胡传魁与刁德一。

有一位笔者十分推崇的统派深蓝前辈,他那抗战期间参加军统局,后来又因为在大陆沦陷期间组织反共游击队而遭到解放军镇压的父亲,据说就是大汉奸刁德一的参考原型。许多外省人到今天也都还极力回避一个难堪的事实,那就是国民党在台湾能够东山再起,其实就是仰赖像谷正文这样的日本汉奸,而不是那些曾经在敌后骚扰日军的别動军与忠义救国军抗日将士。

不要提50年代的肃清匪谍,哪怕是70年代以来对党外还有台独运动的镇压仰赖的也还是大批曾经在满洲国或者汪精卫政权服务的特务、军人、宪兵与警察。这一批人在台湾进入民主化时代以后,也因为极度害怕遭到本省人的报复,而产生了依靠共产党来保护自己的想法。就连晚年的谷正文,也成为两岸交流的急先锋与统派的指标性人物。

只是从中共的统一战线理论来看,这些人在还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固然可以被请到大陆去参加一些如「黄埔,中山,两岸情」之类的退役将领交流活动,但是只要哪一天失去了政治上的价值,轻则被甩到一边不再理会,重责如同谷正文一样再度被扣上「汉奸」与「反动派」的帽子。李贵发与吴斯怀这些积极与中共接触的退役将领们,未来会有什么下场其实也是可想而知的。

至于民进党也不要高兴的太早,因为从这段历史上来看的话,独派无论是与美国还是日本的渊源恐怕都远远不如国民党。只是非常讽刺的是,在中共已经把张志忠供为「烈士」的今天,居然有许多独派青年把他视为台湾的英雄看待。而且大约是在10年前,笔者还亲眼看到有信仰台独的老人把张志忠给列为了所谓的「台湾神」,实在是让人跌破了眼镜。

其实如果从统一等于亲大陆,独立等于亲日本的角度来看,独派应该要把谷正文当英雄,统派才应该要崇拜张志忠才对,怎么在今天的台湾却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情况呢?其实追根究底还是因为台湾当前统独对立的一切根源,就是国民党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对立。只要是反对国民党的,哪怕他是支持统一的,还是能获得独派支持者的支持。

反过来,只要是支持国民党的,就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亲日汉奸,那也能够得到统派的赞美。确实,有不少信仰社会主义的「老红统」是发自内心的憎恨国民党,但是他们的声音在由外省籍「紫统」人士主导的统派阵营中并非主流。可能要等到以王炳忠还有林明正为代表的「新红统」崛起,张志忠在台湾岛内才有可能成为货真价实的统派代言人。

不过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看,这种以支持或者反对国民党做为目标的斗争对整个台湾或者中华民国而言都是一个不好的趋势。因为中共可以透过自己与独派的一些特殊历史渊源,去煽动民进党人排挤与仇视被视为国民党代表的外省人。然后将自己也莫名其妙视为国民党代言人的外省人,又会出于反制台独的必要转而去错误的缅怀过去国共合作的历史,进而完全投入中共的怀抱。

最后的结果,只会是中共利用蓝绿两方的厮杀,不断冲击与削弱岛内以中华民国为核心的自由民主价值。等到民进党藉由炒作党产议题把国民党消灭到一个都不剩时候,却发现自己与中共有那么多的历史渊源后,是否还能单独顽强抗拒对岸的征服?到了最后,唯一可能受益者,就是完全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红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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