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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宪论讨论 丁毅回应修宪

 

(一)

丁毅回应修宪:民主是政治制度而非价值信仰

按:必须说明修宪对《民宪论》的回应文后面,附的对二段文字的简评和一篇短文与《民宪论》无关;只是为了借题简略说明一下什么叫「自由主义」。

修宪先生的这篇「对《民宪论》的回应」实在离题万里。作为《民宪论》的作者,我必须首先指出,修宪先生的回应之附件《修宪对二段文字的简评及一短文》所针对的两段文字并非出自《民宪论》,也和我无关。这样的附件对读者有很强的误导性,务必澄清。

修宪先生的风格和两年前别无二致,当时是浮光掠影看了民国宪法的一些条文就大加斥伐,正好给我提供了厘清误解的机会,所以我在《民宪论》自序中对修宪先生表示了感谢。至于现在这篇《回应》,很明显,修宪先生并未阅读《民宪论》中有关民族主义的内容就竖起一个虚妄的靶子。对三民主义以偏概全的做法,我就懒于驳斥了,我的论作毕竟是围绕着民国宪法而不是三民主义。这里只摘录《民宪论》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读者看一下就知道我的立场:

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在实现了推翻满清这一消极目的之后,以多元并存的瑞士民族与美利坚民族为榜样[1],上升到了中华国族构建这一积极目的[2],并在儒家传统的影响下对弱小民族怀有“兴灭国,继绝世”的关怀,以世界大同为终极目标,所以绝不是当前知识界谈虎色变的愤青式狭隘民族主义[3]。许多人因为某些版本的民族主义的狭隘性与欺骗性而把所有的民族主义一棍子打死,这不是客观公正的态度。

鉴于中国当时一盘散沙、饱受外辱的时局,孙中山提出以民族主义凝聚力量、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主张[4]。1946年制宪之时,中华民国作为二战同盟国和战胜国已经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完整的主权,中华民族业已实现民族独立,所以民国宪法并没有涉及这一议题。民国宪法中“民族”二字出现八次,除了在基本国策部分的第156至158条三处指的是国族[5],其他五处都是作为国族组成部分的族群之意,强调各族平等,并为边疆各族的权益提供保障、扶植其自治。

[1] 这里需要区分的两种民族主义类型是以血缘、文化等族裔要素为基础的“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清末之排满民族革命即出于此类民族主义)和以政治理念、平等权利等公民社会要素为基础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瑞士、美国、英国是此类民族主义的典范),其他类型从略,参看Snyder (2000: 24-25)。“公民民族主义”实则为自由主义者所推崇的以宪政制度为基础的国家认同(参看江宜桦1998:106-113,130-135),尽管自由主义者往往回避“民族主义”的说法。

[2] “国族”(state-nation)的概念,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论述中有其雏形(兼有法国式单一民族融合和瑞士式多元民族整合的成分,较为强调汉族的主体地位和各族的融合,所以更倾向于法国式)。关于“国族”概念的当代意涵,一个较为全面的论述是Crafting State-Nations: India and Other Multinational Democracies 一书 (Stepan, Linz, and Yadav 2010)。概言之,国族并不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以各个族群融合成单一民族为目标,而是多民族国家在尊重并保护各个民族之多元、互补的社会文化特质的前提下,透过政治制度和政策的向心力培养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国民不分族裔都对全国国民共同体具有油然而生的我群意识。也就是说,每一个公民兼有血缘文化族群意义上和政治国族意义上的两层民族认同,后者与瑞士、美国所代表的“公民民族主义”相合。此书提出下述七个有助于打造国族的制度因素:非对称的联邦制,个人权利和群体承认,议会制政体,全国性的政党和向心的地方政党(参看注368),政治上整合的各个族群,文化层面而不是分离倾向的民族主义,多元而互补的认同。上述前三个因素已经为民国宪法所包含,后四个因素有待中国大陆民主转型时期促成。

[3] 从许多国家民主转型的历史经验看,转型过程中很可能发生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甚至由此引发流血冲突(Snyder 2000: 28-32)。如何遏制民粹蛊惑家和军事野心家煽动狭隘的族裔民族主义思潮?一些自由派学者可能寄希望于透过普世价值的宣教而全面遏制各种民族主义,但是,考虑到中共近年来利用民族主义、大肆宣传“勿忘国耻”而造成的不利局面,笔者不看好民族主义被全面遏制的可能性。孙中山倡导的和平、积极的民族主义,加以当代的诠释(尤其是强化“公民民族主义”的因素和多元文化在宪政价值和宪政秩序之下的共存),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可以起到疏导的作用,把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引导到健康的方向,使之成为民主化的助力。

[4] 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集体行动问题”(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提供一种解决方案(参看Tamir 1997: 233 Snyder 2000: 47)。民国初年“一盘散沙”的中国无力维持一个有效的政府,在袁世凯死后的北洋时期沦为典型的“失败国家”(failed state,例如当今的索马里、南苏丹),饱受外辱,军阀割据混战,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思潮应运而生;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民族主义即以对外追求国家自主性、对内追求国家整合为目标(葛永光1998[2005:45-54])。中国大陆迄今仍然缺乏公民社会,孙中山所痛心疾首的“一盘散沙”现象仍然存在。待到公民社会业已成型、公民责任感深入人心,民族主义将在“公民民族主义”的方向上趋于隐形。

[5] 有学者认为宪法不宜对国族做出界定,因为国族的“宪法锁定”(constitutional entrenchment)会妨碍少数民族借助政治讨论和立法途径满足自身诉求,反而加剧离心倾向(Alonso 2011:177-178)。如果这个论断是正确的,那么民国宪法对国族着笔不多就是一个不经意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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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这四篇短文之作者“中国宪法”不知是否与“修宪”是同一个人的不同网名,如果不是,那么两个热衷于宪法问题的国人具有非常类似的特点:浮光掠影、以偏概全而妄下结论,这种浮躁偏狭的态度体现于不止一个人是令人担忧的。

民国宪法当然有瑕疵,这一点无人否认,我在《民宪论》以及以前的文章中早已表明了立场:孙中山遗教、三民主义、国旗图案等符号化的文字当然可以修改去除之。这些文字的存在,实属1946年制宪过程中对国民党人感情的照顾,至于宪法的实质内容,则遵照了多党协商而成的“政协宪草”,采用了虚位总统、改进型议会制(民国宪法之父张君劢称之为修正式内阁制)的架构,完全没有采用国民党“五五宪草”所主张的“超级总统制”。这四篇短文的作者以台湾修宪后扩大的总统权力(从历史角度看,总统扩权始自1948年的动员戡乱条例,如果民国宪法原文就已经给总统以大权,就不需要借助动员戡乱条例和台湾增修条文了)来否定民国宪法原文,自然是站不住脚的。民国宪法之权力分立在其条文中显而易见,在此不赘述。

关于个人权利,由于中共多年的负面影响,“人民”二字在一些大陆人眼中只具有集体层面的含义,倒也情有可原,不过别忘了,民国宪法制定于1946年,当时的中国大陆乃至现今的台湾并未全面遭受中共影响,”人民”二字并非局限于集体含义,而是涵盖了个人。例如,台湾有“人民声请释宪”制度,倘若按照遭受中共负面影响而钻牛角尖者的思维,“人民声请释宪”岂不需要全民投票过半通过才可以提出声请?事实当然没有这么荒诞,在台湾所传承的汉语语境中,一个人也是人民,一个人在满足一定条件之后就可以声请释宪。司法院在台湾释宪数十年而巩固的人权保障,也是大幅度涵盖个人权力的,这对中国大陆尤其具有正面意义。考虑到由于中共负面影响而错误理解民国宪法者可能大有人在,“人民”二字的用法虽然谈不上是瑕疵,但在对民国宪法增修之时专门做出说明还是有必要的。

厘清了“人民”二字的含义,那么所谓“国家主义”的大帽子亦属子虚乌有。其实,民国宪法之父张君劢本来是力主国家主义的,但二战策源国的惨痛教训以及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一书使他警醒,1946年制宪之际,他已经不再夸大国家的作用,甚至不再强调社会权,强调的是自由权。至于修宪先生所纠缠的民族主义,民国宪法不具有民族主义的烙印,这一点请读者在认识到“人民”二字具有“个人”意涵的基础上读一读民国宪法原文,自然会有公断。

最后谈一下选举问题:《民宪论》一书相当大的篇幅用于选举制度的分析和展望,正是因为民国宪法在这一方面有瑕疵并且没有给出细节。虽然我认为以法律规定细节就可以了(殊不知,美国选举制度的细节是各州法律决定的),但如果将来的共识是选举制度需要固化于宪法,那么增修民国宪法即可。

朋友们,我为了写作《民宪论》付出了数千个小时,参阅了五百多本中英文专着、上千篇中英文论文,几乎每一个论点都反复推敲以求公允,这本书可谓呕心沥血之作,敬请各位朋友不吝一阅,谢谢!


丁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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