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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风潮给中国的警示:停止偏袒利益集团

盛洪

 

今年可能是这样一个年份: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世界存在的问题,到今年有所爆发。像特朗普的当选、像民粹主义的抬头甚至成为一种风潮,实际上是过去几十年甚至一百年积累的问题最后爆发了出来,并不代表今年刚刚出现这些问题。

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世界,只不过是我们所熟悉的有关世界的描述而已,不是真实的世界。比如国家之间要互相友善、互相交易、互相合作,四海之内皆为兄弟,而事实上我们这个世界从来不是这样的。现在世界上主流的体系是民族国家体系,但这个体系并不能最终解决世界永久和平的问题。比如说全球化,似乎有着美好的前景,但它本身是存在问题的。现在讲全球化,实际上讲的是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但仅仅是这两点并不能带来皆大欢喜的好处。假设缺乏另外一个条件——人们能在国家间自由迁徙,前面两个自由流动导致的结果就是,有些国家更受益,有些国家不受益,就会有人欢乐有人愁。这种被美好掩盖下的真实的东西暴露出来的时候,大家才注意到。所以你说,我们告别了过去的一个美好的世界,但过去的世界其实并不美好。

道理是一样的。对某些利益集团有好处的(制度),会侵害很多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可能暂时不会有什么明显的表现,但(民怨)积累到一定的时候会爆发。对于民粹主义,中国要更加警惕。加一个“更”字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不存在通过老百姓的投票来影响政治选择的情况,所以一旦爆发可能会是一种更暴烈的形式,这其实也是很可怕的。所以我认为,一定要纠正只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团的制度和政策。

我要说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对国企垄断集团的偏袒要终止。这个集团人不多,但是他们能量很大,占据了中国大量的资源,但又没有创造出利润和盈余。如果政策继续偏袒它们,那肯定会侵害到中国其他的、更广大的群体的利益,包括民企和普通老百姓。还有一个就是土地问题。我们现在的土地制度,严重偏袒地方政府利用公共暴力去强制拆除农民的房子,抢夺农民的土地。已经有很多恶性事件了,比如前段时间的贾敬龙事件。这些都是慢慢在积累的,这些人看起来是无能为力的,但他们某天可能会爆发。

另一件事,是要真正落实中国的民主制度。今年正好也是人大代表换届,我听到了很多不好的消息。很多地方政府直接出来干扰那些有意竞选的个人,甚至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这是公然违反《宪法》,违反中国的《选举法》。这很可怕,会导致民众的不满积蓄,与此同时,你又不给他们的不满一个释放的口子。这就和物质的内应力是一个道理,突然有一天它就断裂了,但在它断裂之前你又看不到。

我觉得总体来讲,舆论方面是比较压抑的,但也不是一无是处。我一直认为,我们不能老是期待轰轰烈烈的事情的出现,那种事情未必是我们对历史判断的很好的依据。历史往往是一些小事件所构成的。我们需要看到总体的舆论背景比较黯淡之下一些积极的做法。

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国企改革,在打破石油垄断方面其实是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逐渐放开了原油进口。2013年时,我们写过一个有关石油体制改革的报告,提了一个在别人看来很小的建议,就是“打破石油垄断,首先要放开原油进口”。当时很多人说,你诊断中国石油市场这个癌症病人,竟然给他吃感冒药。我说,我们开的是中药。中国石油行业的垄断,是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垄断——从上游到下游,从中国国内到进出口,全部都被垄断了。我们需要有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原油进口。中国有很多民营炼油厂,它们原来是不能直接进口原油的,到了去年,原油进口逐渐放开,配额也越来越多。到了今年,我注意到路透社有个消息——“青岛港外面油轮排上了队”。民营企业的进口配额大概占到了总配额的1/4到1/3。这是一个比较显著的数字。炼油之后的成品油进入市场,就对“两桶油”提出了挑战。当然现在还是由政府来管制价格,但如果有很多家炼油厂直接提供成品油,就会形成市场价格,政府再来定价的话,就显得多余,因为它依据的国际成品油价格也是由市场来决定的,那为什么不能由中国市场决定?为什么要肯定这么小的事情呢?不要忘记,我们面对的是异常强大的垄断系统,你要一步一步逼它后退。另外还有食盐的专营,也在改革,在比较显著地削弱垄断因素。

我认为中央政府提出的“去产能压库存”恰恰是个策略性的提法。过去一提裁员和破产倒闭,国有企业就会找借口。所以现在提出“供给侧改革”,用外力促使它们去产能压库存。另一方面还给国企一条路,就是改革,比如说混合所有制,比如用管理资本替代管理企业。实际上国有资本不一定要进入到这些企业,它可以完全是资本运作,而且也不见得要对企业控股。其实就没有必要坚持国有企业了。在出售国有企业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进行资本运作,只是把资产从企业资产变成了货币资产而已。还有一点就是要让民营企业来参与国有企业,比如参股,改变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事实上现在很多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在出售国有资产,这个方向我们是赞同的。这样一个组合拳如果落实下来,它的方向是对的。

我们一直在批评中国的政府治理,它实际上是以行政为主导的,司法体系依附在行政体系之上。这种做法存在着巨大的问题。行政操作一方面效率低,第二缺乏制衡,第三没有示范作用。政府没有必要什么都管,什么都要直接控制,包括在国有企业加强党的领导,民企要建立党支部,甚至在NGO也要建立党支部,这实际上是个效率非常低的事情,而且我相信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作用。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基本规则。迄今人类社会一些极具智慧的安排,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司法体系。司法体系通过判例来提供一个先例,来为这个社会树立一个原则。

假如随便打死一个公民,而警察不被判刑的话,以后会有更多的警察打死更多的公民,那么这就是一个很糟糕的社会。聂树斌案也是一样的。这样一个案子,二十多年才翻,而且是在真凶出现了那么多年以后才翻,是极为罕见的事情。这反映出一个制度问题:如果这个案子的初审是一个地方判的,然后二审还是这个地方的法院判,那么基本就不会翻。我们连对人性的基本判断都没有了吗?古今中外,早有比这好得多的制度。比如宋朝的审讯和量刑是两个法院,两群人,就是说,你在审这件事是不是事实的时候,不会带着一个动机。而现在的很多法院都带着动机,就是我要判你什么罪,我才审你说什么事实。宋朝还有个制度更棒,就是当你喊冤的时候,立刻给你换一个法院。如果当年聂树斌喊冤就换一个法院的话,他根本不会死。这个司法制度必须改,它太糟糕了。一个执政党要聪明地进行公共治理,就要用司法治理,而最重要的是,不是把司法体系作为工具,而是要尽量公正。公正的结果是,执政党可以获得声誉,奠定政治基础。

反腐还是赢得人心的,毫无疑问。但是反腐走到后期还是有些偏差,让人们担心,它可能逐渐变成了一个政治手段。还有一点,反腐让人们看到了一些制度上的问题。举个例子,面对政府管制,或者政府侵权行为,原先有的企业会对政府进行贿赂,就能绕开管制,或者获得一个护身符。这么做肯定也是腐败了,但这是这样一个制度背景下的腐败。反腐以后结果是什么呢,护身符没了,民营企业更糟,企业也办不下去了,市场和企业之间的门关上了。这就有一个制度问题,而到现在为止,应该说没有什么很快的动作去改变它,所以反腐带来的正面影响大打折扣。

还有一点就是对不同意见的压制,无论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中共内部一个不太好的传统就是,谁官最大谁就最聪明,谁就最正确;一旦他说了话,别人都不许批评。这是特别大的问题。领导人犯错了,甚至闹笑话了,谁都不负责任,实际上是对领导人和执政党本身的损害。假如十九大之后的中央委员会就是这样一群唯唯诺诺的人,那就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我经常讲一个词叫“政治审美”,意思是,领导人的周围群星灿烂,他们是一群独立思考的人,会提出不同意见,甚至经常批评,这个时代才能漂亮,否则不漂亮。你一说话,大家都说好,这从审美角度来说不美。我希望的是有独立思考、能提意见的人进入到中央委员会,这个中央委员会才有活力,才有意义。不然的话就没有太大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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