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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在怀念过去和怀念西方都解决不了现实问题

郑永年

 

中国社会秩序面临解体的危险,秩序必须重建。要重建秩序,首先必须理解导致社会秩序解体的根源。现在社会的各方面对目前社会秩序的不满日益加深。不过,当社会处于过于愤怒氛围的时候,人们就很难冷静和理性地看问题,也很难理性地选择社会秩序重建的合适途径。对社会秩序衰落不能冷漠,秩序的重建也需要紧迫感和激情。不过,过于激情很容易导致人们对社会秩序衰落和社会秩序重建的意识形态化的诊断。要找到有效的重建方式,就必须对社会秩序衰落的根源进行理性的分析。理性主义的态度并不复杂,它坚信任何社会问题的产生都有其根源,也坚信人类能够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如果我国社会各方面都会认同各种社会失序现象的存在,但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和诊断却缺乏共识。那么,人们是如何看待今天社会秩序衰落的根源呢?简单地说,“左”派指向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是根源,而自由派则指向权力,相信是政治权力导致社会秩序衰落。尽管还存在着其他不同种类的看法,但左派、自由派这两大派看法占据了今天中国社会大部分讨论空间,而且两派极其分化,没有任何共识。不难看到,它们之间的争论与其说是对具体社会环境和政策的争论,倒不如说是对各自所信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辩护。双方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解读大多停留在规范和道德层面,经验性的研究并不多见。结果,对社会秩序的重建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用处。

“左”派的解释:市场经济是根源。一般而言,左派的理论,无论是老左派还是新左派,来自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变种。马克思强调资本对社会秩序的负面影响。资本的本质就是要把一些事物包括社会关系商品化和货币化。社会关系的商品化和货币化导致了社会秩序尤其是道德秩序的衰落甚至解体。这个分析并没有错。从这个逻辑出发,中国的“左”派指向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比较极端的左派相信这些都是邓小平的错。他们认为,如果不是邓小平把市场经济引入中国社会,中国社会不至于面临秩序解体的危机。这些人因此开始怀念毛泽东,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想象成为一个具有社会秩序和道德高尚的社会。有人甚至提出要回到毛泽东时代。

但左派面临两个大问题。第一是如何解决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从资本的本质出发分析了社会秩序解体的根源,但并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方式。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式是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市场。因此,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当时都把消灭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但很显然,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试验已经被证明为失败的。无论是斯大林版本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还是1978年之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最后都演变成贫穷社会主义。

贫穷社会主义之下有没有可能产生有效的社会秩序和高尚的社会道德?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西方是市场经济、政治权力和社会长期互相制衡的结果。市场经济对政治权力,或者资本对政治权力构成制约;社会通过民主机制对资本和政治权力也构成制约;市场经济的运作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政府受民主的压力而注重收入的二次分配以保证社会的基本公平。但在贫穷社会主义下,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一体化,政治控制并不受任何的控制。政治和经济的一体化既导致了社会空间的消失,也导致了权力的腐败,这很难说是道德的。社会没有自身的空间,高度依赖政治,高度人身依附关系也很难产生道德。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普遍贫穷的状况下,人们的基本生活得不到维持。贫穷生活显然产生不了社会道德。在危机(例如饥荒)时刻,中国也频繁发生“易子而食”的事件。当然,因为传媒的落后和高强度的政治控制,当时人们的道德低下状况和非道德事件并没有像今天那样被广泛报道出来。实际上,即使一些人怀念1978年之前的时代,但除了特权阶层,又有多少人真的想回到那个时代,再去过那个时代的贫穷生活呢?对大多数人来说,对那个时代的怀念只是想表明对今天现实的不满而已。

第二,不管其有多么大的缺陷,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被证明为最有效的创造财富的机制。没有市场,就没有有效的财富创造机制,就没有小康生活。无论在西方还是亚洲,市场经济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全面小康社会。中产阶级和小康社会本身就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如果没有市场经济,国家所主导的经济活动更会导致出现另一类更为严峻的不公平,就是前东欧学者所说的“新阶级”。这是一个以政治权力为基础的官僚阶级,垄断着国家的大部分经济资源。今天中国的“左”派可能会举出一些例子来证明国家主导经济的优越性,无论是一个村、一个镇,还是一个市。的确,人们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但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是政府(权力)主导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的阶段是可以达到高速的发展。苏联和东欧有过这样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也经历过高速的发展。问题在于可持续性。从历史经验看,一个国家,光有政府主导的发展,就没有可持续性。第二是今天中国一些富有的村、镇和市在政府主导下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政府主导本身,而是政府充分利用了这个村、这个镇、这个市之外的市场机制。没有市场机制,它们也同样得不到发展。

简单地说,要通过消灭市场经济而转向国家权力来解决社会秩序问题,除了怀旧和理想主义色彩,不仅没有任何现实可行性,从长远来看,反而会导致更多的恶果。这也已经为大量的中外历史经验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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