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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为什么会稳如泰山?

方绍伟

 

首先声明,这篇文章是从学术研究而不是政治立场的角度写的。我当然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我个人的政治立场显然无足轻重,而我对中国政治史的研究却与任何现有研究完全不同。如果说政治立场的逻辑是“愿望上的好胜”,那么学术研究的逻辑则是“实证上的好奇”。所以,读者千万不要在这篇文章里找愿望,这里只讲认识,不讲价值,价值问题要在认识之后讲。

下面的分析是对我2016年的《持续统治的逻辑》(原名《政治崩溃的逻辑》)一书的一种解读,也是给一朋友所持疑问的回应。复旦大学教授华先生提出疑问说:“皇帝制度的弊端我都讲了很多年了,这些都知道。限任制对我党很重要,我也讲了很多年了,有识之士也都知道。但是,如果皇帝是劣政的充分条件,限任一党制是良政的充分条件,是必太简单化了吧?若此,我们在每个岗位上都搞限任一党制岂不万事大吉?”

华先生专门研究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的政治基础问题,他切中要点的问题,实际上包含了对一些读了我的书的朋友所持抱怨的回答。这些朋友抱怨说,书写得太复杂了,需要一把“奥坎剃刀”去简化。这个抱怨肯定是错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需要避免简单化答案的复杂政治史问题。在《兴盛与危机》一书里提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金观涛先生就承认,他对中国历史上的问题很有把握,但对中国的当代发展完全看不清。在我看来,这仅仅是因为金观涛先生的理论太简单化了,他的“超稳定结构论”只是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的某种重复。人们只知道“奥坎剃刀”,却在关键问题上不知要用上“奥坎反剃刀”。华先生对一个简单回答不满意,这表明这个简单回答背后,包含着许多复杂问题,并需要有充分展开的详细回答。下面转入正题。

1,皇帝制度弊端的含义:持续统治能力及其制度性再生产

皇帝制度的弊端我们确实讲了很多年了,梁启超在1902年的《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一文里就列举了历代亡国的十大根源(“一曰贵族专政,二曰女主擅权,三曰嫡庶争位,四曰统绝拥立,五曰宗藩移国,六曰权臣篡弑,七曰军人跋扈,八曰外戚横恣,九曰佥壬朘削,十曰宦寺盗柄”),同时认为皇权政体是亡国的总根源。可是,我们从来没有人深入一步地问:为什么皇权政体是亡国的总根源?这一问就问出了吴思先生的一个回答:“一统王朝平均寿命是171年,如果把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都算上,平均寿命67年。死的原因,民变占40%,官变是40%,外敌入侵20%”。许多人对这个回答非常满意,可实际上它还是没有解释为什么皇权政体是亡国的总根源。

以上分析包含了中国政治史研究里的一个弊病:我们总把原因的表现错当成了原因本身。不论是梁启超的十大根源还是吴思的三大根源,都只是王朝崩溃的外在表现,不是王朝崩溃的根本原因。而当我们说皇权政体是亡国的总根源时,我们又把一个需要解释的判断当成了答案。

这里的关键是:问题并不在于把亡国根源与皇帝制度简单对接,不在于可以把政权灭亡简单地归之于君主制度,而在于把君主制度之下的终身专权、家族继承制度的种种效应分析清楚,然后再与持续统治能力中断的制度必然性相对接。在梁启超的十大根源与皇权总根源之间,问题不在于事件的因方、果方大小悬殊,也不在于因方过于原则、果方过于具体,而在于大的制度原则只能在可能性无穷多的小具体事件(及相应的亡国类型)中体现自己,在于能否从世袭终身制的种种效应中找到逻辑中介;问题也不在于抽象原则如何大而无当,而在于能否把持续统治能力,当成政权灭亡的具体形式一再重复的要害。

所以,问题显然不是我们讲了很多年的皇帝制度的弊端,而是皇权弊端如何与政权崩溃相对接,而这个对接的要害不是别的,是一般政权崩溃研究所忽视的“持续统治能力及其制度性再生产”。一般政权崩溃研究关注的是民变、官变和外侵,即便这种研究关注统治能力,它也不涉及持续统治能力及其制度性再生产,即不把统治能力与皇权制度相对接,更不可能分清统治能力与统治成本的主次关系。实际上,一般研究都是就事论事,所以马上会陷入民变、官变和外侵的细节,马上会被统治成本的那些具体因素所吸引,结果马上会把统治成本当成了政权崩溃的主因。

2,在政权崩溃上统治能力为什么比统治成本更重要?


政权崩溃的定义是“一个政治主体在政权独断上的终结”(故国民党没有崩溃,国民党政权却已经崩溃)。从个案或重复案例总结出来的政权崩溃论主要有十个:“残暴崩溃论”、“内讧崩溃论”、“腐败崩溃论”、“外侵崩溃论”、“扩张崩溃论”、“经济崩溃论”、“系统崩溃论”、“松动崩溃论”、“原因不同论”和“偶然崩溃论”。前八个理论侧重于“内忧外患”,原因不同论强调政权崩溃直接原因的不同,而偶然崩溃论则干脆认为政权崩溃不可预测。偶然崩溃论是这十个理论中问题最大的,因为,自然及社会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所有理论假说都要面临的现实,拿所有理论假说都要面临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作为依据,等于是在理论竞争中举出了缴枪投降的白旗。自然之外的社会偶然性是通过社会必然性去起作用的,理论分析不是要在偶然性和必然性之间走极端,而是要通过发现事物的因果规律而提出更有竞争力的概然性理论。

这里要说的是,政权崩溃的原因存在间接原因、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三个不同层次。如果把政权崩溃的原因限制在社会因素的范围内,排除纯粹来自自然界的偶然因素起决定作用的观点,那么我们可以发现,残暴崩溃论、腐败崩溃论、扩张崩溃论、经济崩溃论和系统崩溃论仅仅涉及政权崩溃的间接原因,而内讧崩溃论、外侵崩溃论和松动崩溃论则仅仅涉及了政权崩溃的直接原因(详细分析见原书第一章)。而且,所有这些观点,都只从常态性质的统治成本的角度看问题,没能涉及使政权崩溃的那八个直间接原因一再重复发生的根本原因,即:政权首脑的统治能力以及再生产统治能力的制度背景。政权崩溃一无例外源于统治能力的崩溃,政权崩溃的要害不在于一个政权是否面临常态性的内忧外患,而在于这个政权是否存在解决内忧外患的持续统治能力。

一般的研究不看统治能力,看统治能力的也一般把它与统治成本并列,这类不分主次的研究源于以下五方面的疏忽:

第一,政权的崩溃首先是政权主体或主权组织的崩溃,着重从政权主体和主体能力看问题是事情的本质要求。问题不是说政权主体所面临的统治成本不重要,而是说统治能力对政权主体的自我确立最重要(关于“政权主体论”的细节请见原书第二章)。

第二,统治成本涉及较多的社会主体,统治能力所涉及的主体却相对集中单一,从主体数量及其能力所起作用的方面看,政权主体的统治能力无疑是份量最重的变量。

第三,夺取政权时,夺权主体靠的是运用自己的能力把可用资源转化为自己的实力而获胜,按照同样的逻辑,政权崩溃也是政权主体的统治能力断裂导致的崩溃。如果有一个单独的夺权主体破旧立新,这种统治能力的转换依然是在表明单个核心主体对掌控政权的关键作用。如果破旧而不能立新,那么,无政府状态的出现只能表明新政权主体的统治能力不足以压倒统治成本。

第四,政权主体是最有权力调动和利用社会资源的主体,主体权力的运用效率取决于主体能力,包括“社会资源控制能力”、“内部竞争控制能力”及“外部竞争控制能力”,主体能力对主体权力的偏离最能反映政权能力的衰变状态。

第五,统治能力和统治成本不是相互独立的因素;统治能力和统治成本的消长和互动,是理解政权崩溃的一个关键。如果统治能力和统治成本是相互独立的因素,那么,统治能力下降或者统治成本上升,都可能导致政权崩溃。但是,在现实里,统治能力和统治成本不是相互隔绝而是相互博弈的关系。

这里存在一种统治成本对统治能力的“敏感依赖”,或者说,统治成本的常态性,导致统治成本对统治能力的依赖,要比统治能力对统治成本的依赖更敏感。统治能力的突然下降,或者统治能力被试探者发现有机可乘,会极大地激发竞争和对抗力量等统治成本的上升(政策失误、道义名份等都可以成为试探的借口,如陈胜、吴广用胡亥篡位为借口进行反抗和壮大声势的试探)。相反,统治能力的突然上升,或者统治能力被试探者发现上升,会极大地压制竞争和对抗力量等统治成本的上升(如汉武帝对匈奴的征服、清廷对太平天国的平定)。统治能力的微小变化会导致统治成本高度敏感的反应,而统治成本的变化是否撼动统治能力,这确实是在体现统治成本的作用,但却更是在体现统治能力是否足以镇住局面。

政权崩溃本来就是“上层崩溃”而不是“中下层崩溃”,上层崩溃本质上是上层能力无法应付“上层危机”或“中下层危机”的政治崩溃。上层危机或中下层危机的具体原因很多,但君主的昏庸弱小是关键。中下层崩溃会导致局部的政令不通,“天高皇帝远”或“鞭长莫及”可能产生局部割据,但这种中下层危机依然是个上层能力问题。统治技术和统治成本当然也会影响统治能力的发挥(如先秦技术条件落后时的分封制),但统治成本高是常态,在统治技术提高和统治成本稳定时,统治能力的下降仍会导致政权失控(如秦汉前后分封不分封都出问题)。因此,用于保持被统治者满意和内外竞争者稳定的统治成本,就不是政权巩固的最关键因素,统治者的统治能力(甚至只是统治能力的象征)才是政权巩固的最关键因素。政权的确立,本来就是统治能力压倒了各种挑战之后出现的秩序,显然,也只有持续的统治能力才有可能应对随后出现的各种经常性的挑战。

总之,统治能力和统治成本是维持政权的两个互动侧面,统治能力下降会激发统治成本上升,但统治成本的上升会被更强大的统治能力所镇服,这就是所谓的“软柿子被捏效应”和“强人震慑效应”,这是一种强弱转化和强弱叠加的效应。之所以在同时注重统治能力和统治成本时更突出统治能力,那仅仅是因为政权的持续和崩溃,首先是政权主体及其统治能力的持续和崩溃。

君主的强弱不能在各个君主之间进行简单比较(如万历与崇祯比),这种比较明显可行,但毫无意义,因为历史无法改变,“反事实假设”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事实,也改变不了制度必然性的作用。君主的强弱要在君主自己所面临的各种危机情形中显现出来,君主可能因为面临更强的对手而由强变弱,重要的是,君主的衰弱也会激发对手变得更强,甚至使自己内部出现问题,这就是书中所分析的“无能诱发背叛效应”。

3,为什么皇权制度无法再生产出持续统治能力?

政权崩溃的要害不仅在于首脑无能,而且更在于制度性无能的再生产。在君主制中,统治能力主要是政权首脑的个人能力,其次才是政权的体制能力。统治成本相对复杂一些,统治成本是一个政权在暴力、税收、货币和疆土四种垄断上所付出的代价和碰到的挑战,是用于维持政权运行和控制竞争反抗的开支;政权的制度组织建设要花费统治成本,对付外部的竞争反抗也要花费统治成本。

维持或提高首脑能力和体制能力的开支,的确也是统治成本的一部分,但增加这部分的开支,却并不必然能够维持或提高政权的首脑能力及体制能力。因为,增加开支对提高能力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即增加开支在一开始可能会提高很多能力,但继续增加开支所能提高的能力会越来越小;而增加开支本身,却有可能由于税收的跟涨而导致更大的社会不满或反抗,这反而会导致统治成本的循环上升。

所以,首脑能力和体制能力,往往不是靠增加开支就能解决的。这就是为什么说,君主的个人能力是一种受家族遗传基因限制的、随机性较大的人文政治现象,而政权的体制能力则包含更多的官僚刚性因素和制度文化因素。龙生龙、凤生凤,但播下的龙种也可能只收获到跳蚤。刘阿斗之所以扶不起来,因为零乘以无穷大依然等于零,一个小于1的数字乘上自己无数次也依然小于1。

首脑能力会受到自然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体制能力会受到制度文化因素的影响,开支对提高能力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问题,所以,持续的统治能力主要是一个制度问题,不是一个成本开支问题。如果说,政权巩固的关键是政权首脑的统治能力(带有家族偶然性),那么,政权延续的关键就是生产和再生产统治能力的制度(带有制度必然性)。在君主制之下,这个制度就是终身专权和家族继承制度,即权力的世袭终身制。

终身专权和家族继承的制度安排是从统治利益出发的,它只可能在照顾到统治利益之后尽量考虑统治能力,但它会因为统治利益而把统治能力放一边,夺权能力高也不必然意味着统治能力高,统治能力一时高也不意味着持续高;制度结构决定了君主制无法专注于自己的持续统治能力,无法顾忌维护统治利益会付出多高的统治成本,为自己的统治利益不择手段、不计成本,这就是君主制本身固有的“统治利益压倒统治能力和统治成本的逻辑”。

由于被统治者和内部外部竞争者的挑战总存在,被统治者和内外竞争者是否威胁政权,就主要不在于挑战是否存在,而主要在于统治者能否驾驭这些挑战。正如“开支无法提高首脑统治能力”是理解政权存亡关键在统治能力的一个要害,“内忧外患的常态性”也是理解政权存亡关键在统治能力的一个要害;这两者的含义是:用制度改善而不是用开支增加去提高统治能力,用常态性的高统治能力去对付常态性的高统治成本,才是避免政权崩溃的出路。在某种意义上,统治成本的常态性也是君主制度所决定的:乱臣贼子是君主的心头大患,乱臣贼子同时也是君主制之下的必然产物(见书中对“致胜同盟”的分析)。这就是为什么辨别忠奸会成为君主的一大必修课,也是为什么“十恶不赦”中的“十恶”基本上都是谋逆罪(更详细的层次分析见原书第三章)。

4,限任一党制是良政的充分条件吗?

以上简单分析了为什么皇权之下的家族终身制是劣政的充分条件,那么,限任一党制是良政的充分条件吗?如果仅从统治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看劣政和良政(政治优劣显然是另外的问题),那么,说限任一党制就能稳定是否“太简单化了”呢?这里,要害依然是要先理解皇权之下的家族终身制为什么无法保证持续统治能力。

简单地说就是,不管是家族的统治利益还是君主个人的终身统治利益,家族终身制都制度性地使持续统治利益不断地压倒持续统治能力,而限任一党制把家族改造成一党,又把终身制改造成一党制(具体的历史演变见原书第五章),家族的“基因悲剧”消除了,终身制的“自残悲剧”也消除了,故持续统治利益不再制度性地压倒持续统治能力,而是出现了利益与能力的稳定协调。

家族继承变成一党继承,意味着政治基因库的扩大(精英吸纳机制能够广集家族之外的散布于社会的政道传人),终身集权变成限任集权,意味着政治首脑的年富力强;这个“双重制度变革”,突破了政治基因及统治时间对首脑能力的双重限制,故限任一党制从根本制度上,消除了颠覆世袭终身制之下统治能力的种种制度效应,统治者必会按照特定的规则去穷尽制度文化所允许的一切努力,结果,就必然制度性地加强了政权的可持续性,并且使持续统治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不会因为中国从农耕社会进入信息社会而改变。

如果因时代进入信息社会而怀疑双重制度变革的长期统治可靠性,就等于认为农耕社会和信息社会的长期统治存在不同的一般规律,就等于认为农耕社会和信息社会的长期统治有两套不同的逻辑。实际上,这个强调经济技术因素的看法,依然是一种夸大统治成本的传统看法,经济技术变迁固然提高了统治成本,但也更大程度地提高了统治能力,因为,政权在组织协调和偏好协调上能更有效地采用和应对经济技术变迁。

任期制度、继承制度和政权主体的差异,使限任一党制部分克服了其他制度的弊病,又部分拥有了其他制度的优势,当然也继承和保存了自己的一些制度问题。双重制度变革也许没有完全消除自上而下型制度所含有的“胎毒”(如信息过滤及不对称),政体单一制及地方首长的限任互换制也导致了政治短期行为和地方治理危机,但是:传统君主制和混合独裁制的弊病是“统治利益压倒首脑能力”,政权首脑的持续统治能力会因为世袭制和终身制而断裂;多党民主制的弊病是“统治利益压倒制度能力”,政权制度的能力会因为政权的公地特征、高法治要求和集团利益的冲突而断裂;而限任一党制的不同之处,恰恰在于它部分克服了其他制度的弊病,并在“统治利益与统治能力的一致性”上获得某种有利的平衡。表面上,限任一党制无法解决权力自我制约上的“灯下黑”问题,但是,多党民主制也没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选民的选票制约最终也会在“代际公平”上陷入困境(如选民选择福利最大化而把债务负担推给下一代)。

在当代中国,腐败问题是一个威胁长期统治的严重问题,但是,腐败泛滥不是腐败失控。腐败没有失控的原因有四个方面:第一,中下层腐败泛滥不是上层腐败泛滥;第二,事前腐败失控不是事后腐败失控;第三,熟人社会的腐败泛滥不是生人社会的腐败泛滥;第四,腐败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一个历史性的制度文化问题,腐败泛滥是一个常态,腐败常态影响的是治道能力而不是政道能力。对于长期统治来说,腐败的要害不是泛滥不泛滥,而是可控不可控。中国的政体单一制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行为特征首先是忠诚,其次是政绩,最后才是廉洁,故腐败常态也是中央地方政治机制的“向上问责模式”的一个反映。地方治理危机与中央统治能力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地方治理危机不可能导致中央统治能力的崩溃。把常态性的地方危机当成中共崩溃的征兆,这正是所有中国崩溃论的误区和盲点(更多分析见原书第六章)。

至于“我们在每个岗位上都搞限任一党制岂不万事大吉?”的问题,是一个不同于政道的治道问题。治道与政道的区别,是治理制度与政权制度的区别,是施政体制(治体)与国家体制(国体)的区别。政道是国家主权问题,治道是国家治理或组织治理中的委托代理问题,政道与治道的区别是“元制度”与“具体制度运行”的区别。例如,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福山、阿西莫格鲁、扎卡里亚等自由派精英纷纷感叹美国的宪政制度陷入危机,这在我看来是美国新一代学者不如上一代学者的失措体现。在罗尔斯、布坎南、普沃斯基等人那里,宪政制度与其下的运作结果之间是不同的,制度运作中的权威或民粹波动,根本不意味着宪政制度出现危机。顺便指出,任何关于经济发展的原因分析都必须与政权的制度细节相联系,在这一点上,阿西莫格鲁的研究存在重大缺陷(参见《阿西莫格鲁与〈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逻辑失败》)。

同样道理,当政治立场压倒学术思维时,对中共稳定性的判断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偏差,这包括只看统治成本不看统治能力,只看一时统治能力不看持续统治能力,只看一般统治能力不看统治能力的制度性再生产,只看治道不看政道(从而把治道危机误解成政道危机),只看政治愿望不看实证认知(从而用价值理性压倒认知理性)等等。

最后说明一下,限于疑问的范围,本文对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及其对权力限制(第四章)、政权稳定和政体变迁(第五章)的作用不展开讨论。但要提醒读者的是:本文不给任何制度提供任何背书,是现实中人们的实际行为在给制度背书,不是我对现实的描述和理论概括在给制度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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