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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缘何成为全球性灾难

Garry Kasparov and Thor Halvorssen

 

上个月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世界精英们礼貌地聆听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的主题演说。当然了,这位中国独裁政权领袖并未提及以下事实:他和政治盟友们囚禁、逮捕人权活动家,迫害少数族裔和宗教团体,运转着一个庞大的监控和审查系统,其余的罪恶则不可胜数。一个旨在“改善世界状况”的论坛却为这样一个高压政权的领导人提供这般重要的一个讲台,这本身就令人心惊。习开始了他的演讲,部分内容则是发问“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事实上,他本人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当今世界,极权主义“事业”正在膨胀。据人权基金会的研究,有94个国家的公民正在忍受非民主政体的统治,这意味着有39.7亿人正在经受独裁者、专制君主、军事集团或是竞争性极权的控制。从统计学上讲,极权主义就是人性所面临的极大——如果不是最大——威胁之一的话。

让我们看看其它世界性危机的规模:大约8.36亿人生活在赤贫之下,7.83亿人缺少干净饮水。战争和冲突已使6500万人流离失所。1994年到2013年间,每年平均有2.18亿人饱受自然灾害之苦。这些都是可怕、看起来难缠的问题——但是至少还有联合国机构、救助组织和国务院团队们处理这每一个危机。

相较而言,独裁者和选举上台的专制者们却拿到了免费通行证。世界银行以惯常标准救助着高压政权。联合国并没有反暴政维和部队,也没有对抗暴政可长可久的目标,更没有人权斗士大军。

我们这些作者都经历过极权之害,且有私人体验。我们之中的一位曾被克里姆林宫的特工们殴打、列入黑名单、强制流放。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一刻也不停地打压言论自由,明火执仗地吞并克里米亚,在全球增加军事行动:这些行径都是在向冷战倒退。另一位作者曾经目睹他的母亲被委内瑞拉安全部队射杀,他的大表弟则因“良心罪”而身陷囹圄,在一家军事监狱里度过了几乎三年时间,饱受折磨。今天,囚禁异见人士、折磨抗议民众仍是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治下政权的规定动作。这个政权贪渎风行,腐败透顶,目前正承受着灾难性的经济崩溃。

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普京和马杜罗的共谋者。这些“准专制者”们正在摧毁自由媒体、囚禁反抗人士、操纵选举,并犯下侵犯人权的累累罪行。土耳其本是一个大有民主前景、渴望自由空气的国家,但是总统雷塞普•塔伊佩•艾尔多安却已经关闭了149家媒体,将2000家以上的学校或大学重新洗牌,并解雇了超过120000名公务员,囚禁了超过45000名“嫌疑”的异见人士。而在北韩,金正恩则统治着地球上最甚的极权主义政府,将2500万人民洗脑,以公开处决在他们之中制造恐怖。他还人为制造饥荒,布下庞大的集中营网路,使联合国调查员想起波尔布特柬埔寨和纳粹德国的往事。

还有许多不甚知名的独裁者遍布在巴林、哈萨克、赤道几内亚这样的国度。在这些国家,独裁者们榨干了本国的自然资源,将利润放进他们的私人离岸帐户。为了掩盖暴行、洗白自己,他们还在自由世界雇用游说人员、公关公司,甚至是政策智库。

不公和镇压的糟糕之处还不仅限于此:极权政府承受着巨大的社会成本。独裁者统治的国度有着更高的精神病发病率、更低的健康水准和预期寿命。以及,正如阿玛蒂亚•森著名论断所说,它们更有可能发生饥荒。它们的国民受教育水准低下,产出的专利更少。法国一国在2016年出产的专利数就超过了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总和——这并不是因为阿拉伯人的创新精神逊于法国人。原因在于,几乎所有阿拉伯人都生活在死气沉沉的极权之下。显然,压抑自由表达和创造力的后果,就是创新和经济增长深受其害。在德国、南韩、智利这样自由开放的社会,国民们目睹了商业、科学和技术的大幅前进。白俄罗斯、缅甸和古巴人对此只能无尽艳羡。

此外,自由国家之间并不会发生战争——历史已经证明,这是唯一一条颠扑不破的政治定律。同时,独裁者们却经常开战:他们经常和外国交战,也常常和本国公民作战。如果你对公共健康、贫穷或是和平忧虑满腹,那么你的使命就一清二楚了:反对独裁暴政。

悲剧性的是,国际机构或国际组织并未成功地对极权主义有所抵抗。西方政府有时会抗议别国侵犯人权的行径:比如俄罗斯、伊朗或是北韩——但却常常忽视了中国和沙特这样的国家——西方更热衷和他们签订贸易合同、达成安全协定。联合国成立的宗旨是为世界带来和平和正义,却将古巴、埃及和卢旺达这样的国家吸纳进入其人权理事会。在这个理事会里,一位民主国家的代表和一位独裁国家的代表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一位旨在为捍卫他们的国民,另一位却是在让本国国民噤声。2006年6月和2015年8月间,人权理事会对中国、古巴、埃及、俄罗斯、沙特和土耳其高压政权的谴责声明是零。

尽管,独裁是许多国际问题的根本原因——健康水准低下、教育体系破败、全球贫困——但极权主义却很难成为世界范围内主要国际会议的议题。这并不奇怪:许多包括世界经济论坛和克林顿全球基金会(现已倒闭)这样的机构却从独裁者那里拿到了充足的资金。很少有人权团体专注于极权政体,大多数现存的人权团体都将他们预算的可观部分用于批评民主政府(及其政策)。独裁者们极少成为众矢之的。

对抗暴政的伟大斗争已经失败了——对于那些生活在极权统治之下、或是逃亡中的个体抗争者和异见人士而言。公民记者阿卜达拉齐兹•阿尔哈姆萨、梅隆•爱斯特法诺斯发现,自由和平的国家里甚少有人关注叙利亚和厄立特里亚的新闻。于是,他们不顾重重危险,自己做新闻。从北韩逃亡的李炫秀发现:在中国,非法性交易的受害者们常常被抛弃、忽视。于是,她就自己向中国政府施压。当罗莎•马丽娅•帕娅的父亲、古巴民主运动领袖奥斯瓦尔多•帕亚于2012年神秘死去时,她身上便肩负了开启正式调查、呼吁古巴公平对待异见人士的重担。这些个体们都一直需要支援:在他们的母国,没有抗议维权的法律途径,没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没有华盛顿邮报,也没有反对党捍卫他们的权利。

如果我们要适当挑战一下极权主义和独裁制度的话——如果,如此之多的危机之果(包括军事冲突、贫穷和极端主义)都能从根源上得到处理的话——这些异见人士就急需资助、战略建议、技术培训、关注度,以及联合。为了引领这一波对抗高压的潮流,各行各业的人们都需要加入这场运动。艺术家,企业家,技术人员,投资人,外交官,学生——不论你是谁,你都可以接触到一个正处风险之中的公民社会组织,询问你能尽力的办法——利用你的知识,资源或是技术。

今天在全球大部分地区,极权统治都在繁盛之中。但是,自由世界的领袖们缺乏智谋和动力去创造一个全新联合国式的民主国家联盟。此时此刻,作为生活在自由社会的个体们,我们深信,揭露侵犯人权的行径、利用我们的自由去帮助他人实现他们自己的自由,均属义不容辞之道德责任。我们急需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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