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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由主义为什么没成器?

杨鹏

 

说中国自由主义没成器,是说自由主义的理想在中国没有实现。

自由主义对吗?自由主义在经济上坚持保护私人产权和自由市场经济,在法律上坚持司法的独立和公正,在政治上坚持民主选举和政党竞争的民主政治,在宗教上坚持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原则,这些取向对吗?当然对,这难道不应该是方向吗?

如果我们对世界的本质有点信心,相信正确的就是有生命力的,我们就得问:如果自由主义是对的,为什么只在经济领域部分实现,整体上却没有能推进呢?

如果把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亚当·斯密《原富》视为英国式自由主义思想进入中国思想界的开始,那么自由主义在中国已有一百一十六年的历史。这一百多年来,经历的不是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和兴盛,而是正好相反。自由主义一直不是中国学术和媒体的主流思潮,开始在学术和媒体领域有些影响力,是邓小平对外开放,市场经济改革以后的事,就算有所发展,似乎仍然是小众话语。中国自由主义,为什么就一直没有抓得住人心,就一直没成气候呢?

做事没做成,反省起来,要么是对手太强大,要么是自己太弱小。

对手太强大

分析自由主义观念的对手,不是困难的事。

从政治观念看,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法家和儒家,是自由主义的对手。这两家都是以君主中央集权为中心的集体主义,正好是中国思想史的主流,塑造了中国人集体导向的思维模式。“五四”打倒孔家店,只打倒了孔家店的木头牌子,内心的孔家店并没被打倒。更不用说近代以来求富国强兵,倡导中央集权的法家一直备受推崇。毛泽东去世前两年,还在弘法批儒。

几千年中央集权的心理结构换上新装,以历史规律不可抗拒的科学话语形式登上历史舞台。这样的传统思维模式,这样的潜在思想胃口,在选择各种理论时,自然会选择适合中央集权的集体主义理论,以个人权利为基石的自由主义自然处于被排斥之列。显然,自由主义没有进入人的内心,没有改变人的内在精神结构。

从社会组织来看,传统农耕社会,是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等级社会。下有父亲族长,以孝凝聚,上有官吏皇上,以忠团结。家中之孝,即朝廷之忠,忠孝一体,家国一体。上有中央集权,下有父亲集权。这是一个以个人对集体的义务为中心的社会,讲个人权利之人,即为自私自利之徒。

从经济组织来看,传统农耕社会,自给自足为主,依靠经验组织生产,数千年如一日,静态循环,周而复始。经济技术和生产组织模式,从秦朝到满清没有根本变化。经济缺少竞争,个人创新的价值就不受重视。

自由主义面对的,是个人自由的荒漠,没有自由主义的经济基础,没有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更没有自由主义的政治基础。

自己太弱小

对手太强大固然是中国自由主义不成气候的原因,而中国自由主义自身的缺陷也是中国自由主义弱小的原因。

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土壤,也是近几十年自由主义话语开始出现在中国思想市场的重要经济背景。但是,就在中国对外开放逐渐成长为全球性经济体的几十年时间内,自由主义仍然如同百年前的状态,仍然是学术圈和媒体圈的小众话语,与经济组织缺少有机的结合,更谈不上有社会的组织基础。这固然有政治环境的因素,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缺陷使然。中国自由主义天生散沙一盘,没有共同体精神,没有自治组织性。而这种精神缺陷,是从严复和胡适就开始有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俩都是“科学理性”的自由主义,都不信上帝。他们都知道理性知识的作用,却不懂信仰精神的价值。他们都知道西方个人自由与国家富强的关系,但不知道西方个人自由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建立在对上帝信仰的基础之上。

自由主义化为历史的行动力量,是从新教变革开始的。新教变革确立了上帝之下的人人平等,确立了个人自由与上帝的统一关系。

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人是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强调“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之间,有“看不见的手”在拉通。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一书讲得很清楚,“看不见的手”就是上帝之手。所以,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的统一,不是靠科学的论证来联接,而是靠对上帝的信仰来统一的。

政治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之一是埃德蒙·伯克。他强调政治自由与国家利益之间,有上帝的自然法在控制,所以平等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会自然结出国家政治利益的果实。个人自由和自然法秩序,是上帝的法则,是必须去争取和坚守的。

严复和胡适判断个人自由的价值,是认为个人自由等于群策群力。他们不是新教徒,没有把个人自由视为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他们认为惟有科学知识启蒙和开放个人发展才能使国家发展,只是用功利算账的方法去说服别人,留下的是一个没有信仰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他们也知道自由主义思想观念缺少精神资源支撑,不约而同地走向中国古代道家的无为而治,去寻求自由主义的本土思想资源。然而,他们从道家上汲取的仍然是功利的思想,只是打通了道家与自由主义的功利通道,并没有发现《道德经》本有的信仰精神。中国自由主义之弱,弱在没有信仰,没有共同体上。

理性是孤独的,信仰才有共同体。严复、胡适是孤独的,亚当·斯密、埃德蒙·伯克有共同体。科学理性其实是孤独的精英的工具。科学家只需要逻辑和实验,不需要公众。以孤独的科技理性之心,去寻求公众的社会响应,行不通。严复、胡适没有信仰,他们只是孤独的个人,没有共同体,也因此没有社会支撑。他们内心无上帝动力可依靠,外在没有公众团结可依靠,只能靠自己的个人动力,只是想利用工具性的科学知识,明知道无力,又想推动科学、教育启蒙,只好去寻求和依赖具有公共能力的人,当权政治家的理解和支持。而亚当·斯密、埃德蒙·伯克及美国开国者们是信仰上帝的自由主义者,有上帝及信仰上帝的公众,只把科学理性当工具。他们的力量来源于上帝让人人平等的信仰。

有信仰的自由主义才有共同体。有信仰的自由主义在英美是古典自由主义,是保守主义。如果我们把严复、胡适的无信仰的自由主义称为旧自由主义,把有信仰的自由主义称为新自由主义,那么,中国自由主义的明天,在于超越中国旧自由主义。

没有上帝之手,中国的自由主义站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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