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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宪政尝试的失败及其原因

耿国阶

 

20世纪初期,中国曾经经历过一段短暂的宪政治理实践,但以失败告终。本文从价值、制度、行为模式、救济机制四个方面分析其失败的原因。

1·中国宪政尝试的价值体系

在英国那样的先发宪政国家,宪政价值体系是经历过几百年的演化内生形成的。因此,宪政价值体系已经扎根民情,成为社会信仰,是社会力量整合的价值纽带。但是,1912年开始的中华民国是由于革命骤然开始的,是基于“宪政”富国强兵的功效而人为“移植”的,而社会内在价值的演化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远远没有达到支持这种骤然的“制度移植”的程度。可以说,在20世纪初期,人们的价值理念和政治习惯,更多受中华治理传统价值体系的影响,更多转型期的混乱和自相矛盾,宪政的运行缺乏坚实的社会性价值根基。

2.中国宪政尝试的制度体系

借鉴并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宪政制度体系,20世纪初中国的宪政实践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制度体系。1912年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并明确规定了人们的各种权利,以及政府的组成。

仅就宪政文本而言,选举制度、代议制度、政党制度、分权制度与司法独立、军队制度等西方宪政治理带有共性的基本制度都在临时约法中得以具体体现,并不逊于某些内生宪政国家的制度文本。

3.中国宪政尝试的行为模式

在中国宪政实践时期,较为完善的宪政制度体系并没有催生新的宪政行为模式,政治舞台上各种政治角色的行为仍然是中国传统政治思维行为模式的延伸,“宪政”沦为装饰和装潢。

权力的运行和博弈依然是由暴力和权力主宰。从袁世凯到蒋介石,都依靠暴力和权术登台,也依靠暴力和权术治国。北洋军阀时期一幕幕选举闹剧和一次次权力更替,更是说明了权力的运行和博弈的真正规则是什么。

权利的维护,权利与权力的对抗依靠暴力,而不是程序。在暴力和权术主宰的强权之下,权利的维护、权利与权力的对抗没法期望按照成熟宪政治理国家的稳定程序进行,实现“政治问题司法化”、“社会运动体制化”,只能依靠非常常规的手段来解决,也就是中华治理传统中的暴力救济。

当一种制度架构没有相应的行为模式匹配的时候,可以说,这种制度基本是失败的。

4.中国宪政尝试的救济机制

民国初期的宪政制度设计中包含着截然不同于传统中国治理的救济制度(如选举、弹劾等),但是并未形成实践,政治实践发展仍然是暴力决定的“成王败寇”,政权更迭。

以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为例,国共两党虽然正式签下了协议,但最终的决定因素仍然是“枪杆子”。

5.中国宪政尝试失败的原因

与西方宪政治理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宪政治理尝试除了制度体系是移植而来,可以在文本上速成以外,其他三个宪政治理的重要要素----价值体系、行为模式、救济制度---都不能匹配和支撑宪政文本制度的要求,而这三者才是宪政治理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个。

首先,宪政制度缺乏社会性文化---心理根基。在先发宪政国家,“宪政”扎根于民众的信仰,是民众解决问题的一种习惯和规则,这种情况在英伦尤其典型。英伦的宪章源于古老的习俗,千百年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正是依靠这种习俗休养生息。所以,在那里,“宪政制度”不过是对其内在治理传统的一种概括和提炼,而不仅仅是外在于其社会传统和生活习惯的“文字”。“宪政制度文本”可以一夜速成,但这种内生的信仰和习俗却只能经由缓慢的演化而成。

相反,中国的宪政尝试具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对真诚推行宪政的人而言,只是宪政有利于富国强兵、挽救时局。如1898年的百日维新,清末激进的立宪派三次速开国会请愿运动。均是这种立宪决定论的具体体现。显然,这种思想陷入了“制度决定论”,而忽略了制度运行所依赖的根基。对于不相信宪政的人而言,宪政只是一种斗争策略。

因此,自由、权利、民主、法治等基本宪政价值并非当时社会力量的价值纽带,也难以成为以此为价值核心来整合社会力量支持宪政制度。

其次,宪政制度缺乏政治支持。第一,真正支持宪政的力量并没有严格有力的政治组织,不能将对 宪政的支持有效地转化为政治支持。以孙中山领导下的同盟会以及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中间势力”为例,两者在当时皆有比较大的声势,但是同盟会内部鱼龙混杂难以形成一个真正效忠于临时约法的有力的政治组织;20世纪40年代中期,主张宪政与和平的“中间势力”虽然有共同的政治目标,但党派纷呈难以整合成为一有力的政治联盟,影响实际政治发展进程,徒具声势而已。第二,掌握实际政治、军事、财政资源的组织或领导人几乎没有真正支持宪政的,从袁世凯到北洋军阀再到蒋介石,皆以暴力和权术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宪政”不过是其工具和装饰。缺乏政治支持的“宪法”或者是一纸空文,或者沦为表达统治者意志的副本。

最后,不利的发育环境。中国宪政尝试先天不足,缺乏内生的价值和政治支持,后天也连遭厄运。先天不足的宪政模式需要一个较长期的相对稳定和平的环境才能得到比较好的发育,但是在当时的中国面临深刻的政治社会危机,内战频繁,日本的侵略步步紧逼,民族处于分裂和灭亡的边缘,宪政所需的社会基础的发育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

中国宪政尝试的失败虽然有一定的必然性,却不能归之于“宪政”本身的失败,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展开自己,没有真正开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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