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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人静,谈一谈余光中先生

赵皓阳

 

余光中先生的一生,离不开“诗人”二字,所以我们本文分开来谈,先说一说余光中先生的“诗”,再说一说余光中先生的“人”。

以我个人的主观审美来说,余老先生的诗作在白话诗中可以排前三(另外两位是闻一多和北岛)。强调一下这是我的主观感受,就像你喜欢李白、我喜欢杜甫,审美的评价是因人而异的,没有必要在这种事情上跟我较真。白话诗各种流派划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除了“朦胧诗”这一派自身具有鲜明的文学特征之外,其他并无太多共识。我这里再做一个主观的标准划分,参考宋词“豪放派”“婉约派”的区分,把余光中先生划作“豪放派白话诗人”。来看两首写李白的诗:

酒入豪肠

七分酿成了月光

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天下二分

都归了蜀人

他领赤壁

你踞龙门

遥隔千年时空,余光中用自己的作品向李白表达了发自内心的敬仰,他的诗和李白的诗都是有天马行空的想象、瑰丽奇绝的意境。而且文化人就是不一样,我们读了李白的诗觉得特别好,只能说一句“卧槽,牛逼”;余光中他老人家读了李白的诗觉得特别好,就能来一句“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对于这种行为,我也只能感慨一句“卧槽,牛逼”。看余光中写李白的几首诗我就感觉跟这事特别相似:有人追星看爱豆的剧,连视频网站的会员都要去朋友圈借;有人追星就给爱豆买别墅、买纽约时代广场广告、买小行星命名、给剧组每个人买奢侈品包包。很惭愧,感觉我不配做李白的粉丝。

余光中先生是少数几位写白话诗能写出豪气万丈意境的诗人,所以我把他归为“豪放派”。但是从诗作比例来讲,他肯定还是写“婉约诗”为主的;就像苏轼辛弃疾的词作中,婉约词的数量也是远远高于豪放词的,但是不妨碍这二人成为豪放派的老祖宗,没啥毛病。如《刺秦王》《唐马》等历史诗,都是这种纵横捭阖、睥睨万方的气质,再看这首《飞将军》:

弦声叫,矫矫的长臂抱

咬!

一匹怪石痛成了虎啸

箭羽轻轻在摇

飞将军,人到箭先到

这几句话写得让人击节赞叹,但是先别急,再来看一下辛弃疾的《八声甘州》:

故将军饮罢夜归来,长亭解雕鞍。恨灞陵醉尉,匆匆未识,桃李无言。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落魄封侯事,岁晚田间。

是不是同样让人拍案叫绝。李将军的这一箭,连接起了穿越千年时空的两位诗人。同写李广射虎,这边是“一匹怪石痛成了虎啸”,那边是“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同样的形象,同样的故事,不同的文字,但是都写出了李将军的威武英姿,写出了策马扬鞭弯弓射天狼的气势。什么是文字的魅力,这就是文字的魅力。

我从来不吝于表达自己对于余光中先生诗作的热爱与崇拜。我的QQ签名“朝圣地长旗”就是出自余光中先生的《欢呼哈雷》:“永远奔驰在轮回的悲剧,一路扬着朝圣的长旗”。

但是我也不会“为尊者讳”“为长者讳”,有一说一,纵使余光中先生的诗作能触动我灵魂中最柔软的部分,但是他的人品、节操、道德,肯定是遭受世人严重质疑的。

我在讲台湾戒严的一篇文章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49——1987:回望台湾戒严四十年):

同样栽在“马克·吐温”上的还有著名作家陈映真,他被判刑的罪状之一,就是“家中抄出马克·吐温全集一套,审官曰:马克·吐温乃是马克思的弟弟,系通匪有据。”后来两岸开放交流之后,陈映真说什么都不愿意回台湾了,最后被中国人民大学聘为教授,去年在北京病逝。讲道理,台湾的公*检法系统,基本都是国民党逃到台湾的退伍兵担任,斗大的字不识几个,那些人的文化水平把马克吐温和马克思张冠李戴也不足为奇了。陈映真被捕这事牵出了另一位文学界的巨匠——余光中。余光中当时将陈映真文章中引述的马克思之处一一标出,加上批注,寄给了当时“国防部”总作战部主任王升将军,陈映真才因此下狱。而“引用马克思”跟私藏“马克思弟弟”的书籍性质完全不同,那可是掉脑袋的重罪。据陈晚年回忆,他是在赴美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前被捕的,而美国的学界同好们也为他入狱奔走呼告,最终“引用马克思”这一项罪名并未展示在法庭上,只是判了十二年监禁。

王升何许人也,国军败退台湾之后军方少有的实权派,在戒严中的地位大致相当于贝利亚在大清洗中的地位,余光中这样毫无疑问就是要至陈映真于死地。陈映真先生晚年也回忆说:“以文学评论传播新马思想,在当时是必死之罪……在那森严的时代,余光中此举,确实是处心积虑,专心致志地不惜要将我置于死地的。”

余光中一直都有一个很明显的标签——御用文人。郭沫若写的马屁诗有多肉麻,余光中写的马屁文就多肉麻。李敖一直都瞧不起余光中,他曾公开表示:“诗人你必须是有良知的,好比说英国的诗人拜伦,他赞成希腊独立运动,他就跑去参加,结果得了热病死掉了。换句话说,他是敢做敢当的。而台湾的诗人,像余光中这些诗人,他是骗子,他是弄文字游戏的。过去蒋介石死了,写诗歌颂蒋介石,蒋经国死了,写诗歌颂蒋经国,这是什么诗人?歌颂当权者,这算什么诗人啊?可是这种诗人过去反gong,现在跑回中国大陆到处招摇。”

而且他比郭沫若还要恶劣,郭老不管怎么说,也就是写写颂歌,他在那段特殊年代没有坑过一个人,不仅如此,还殚精竭虑尽自己最大所能保护了好多人,保护了一个中科院,一个中国科技大学。当代古文研究辈分最高、水平最高的大师裘锡圭,文革时候就受到过郭沫若的保护,称赞郭老是“道德完人”。当然道德完人就有点过分了,从私德上说抛弃妻子这种事就洗不净,不过裘老也是知恩图报可以理解。但余光中就不一样了,当时台湾文学界把余光中称作“血滴子”,不断告密,一手炮制了不少冤狱,至众多文坛同行于死地,现在台湾文坛基本没有人说他好话,也就是靠一首《乡愁》来大陆办办讲座了。

其实网络上许多事情都能预测到,今天余光中先生去世,肯定是满屏点蜡烛的;明天就会有人嘲讽,点蜡烛的人也就读过余光中一首《乡愁》吧,附庸什么文雅;后天就有人把余光中“戒严”时代那些破事翻出来了,然后一群人转发惊呼“反转啦反转啦”“看看你们纪念的什么人啊”“骗了我们XX年啊”;大后天就有人站在上帝视角把昨天和前天的人批判一番:悼念谁是个人的自由,你批判别人附庸风雅,你不是也在寻找优越感吗……杨绛、季羡林、马尔克斯曼德拉等人过世,莫不如此。

这些事其实挺没意思的,我觉得怎么评判一个人是非常主观的事情,但是要做到标准统一。你要骂郭沫若是人渣、余光中是人渣,没问题;你要说我就喜欢他们两个人的作品,他们人品怎么样不影响我对于他们作品的喜爱也没问题;但你非要一边骂郭沫若,一边捧余光中,那就是精分了。

我就属于第二种人,大概这就算是“佛系追星”吧:他们身上有闪光点,我欣赏,其他的黑点,我承认,但是不妨碍我对于他们闪光点的欣赏。余光中先生的诗能给我至深至美的享受,就像郭沫若的“怕有鲛人在岸,对月流珠”能给我至真至纯的感动一样。

我坚持认为,人性是复杂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如郭沫若、余光中等人,他们在特殊的历史年代中作出了有损私德的种种举措,我不认可,但我理解。一个人就是一个时代的“儿子”,局限性这种东西谁也超脱不得。那些一定要求名人、在某些行业杰出者必须是“完人”是不现实的。有些人不能接受自己关注的人不是完人,我对于这种事看的比较开,道德问题该批判批判,法律问题交给法院,公众人物接受舆论的审判也是应该的,但是我不会因为此大为激动甚至怀疑人生。

说到局限性这个话题,举个例子,大卫·哈维,当今最有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左翼学界执牛耳者,有一次他来中国演讲,有位记者就提问,说您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为什么来中国做的是头等舱,用的是苹果笔记本电脑,您是不是也成为了您笔下的“消费主义的奴隶”呢?大卫·哈维就说,我确实坐的是头等舱,那是因为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我的身体已经很难支撑长途飞行了;而苹果电脑,你说得对,确实是消费主义价值观塑造的产品,但是它真的好用啊,我这个ipad能让我很快获得即时讯息,对我的研究工作是有益处的。你说让我坐经济舱、不用苹果产品,对我来说并不现实,我们都不能超脱于这个时代。

还有另一位左翼大拿齐泽克,这位仁兄做的更绝,每次演讲至少十几万美金出场费,娶了个比自己小三十多岁的嫩模。他就说,现在就是资本主义时代,既然资本主义能把工人的工资通过剩余价值的剥削压到最低,那么凭什么我不能通过我演讲的稀缺性把价格提到最高呢,不挣资本家的钱挣谁的钱啊。

所以说我们都是时代中的一份子,每个人都有局限性。就比如说我,以前我接广告很谨慎的,一定是要那种特别特别软的,你们都看不出来是广告的广告;等到那次封号之后才觉悟到,真蠢啊能变现赶紧变现啊,说不定哪天号被封了一根毛都落不到。我现在是什么广告都接,不看文案,不挑活,随便发,只要不是传销诈骗养生保健的都接。以前我就是这样:“我就是饿死,吃不上饭,也不做你这个比砖头还硬的广告!”现在是:“小钱钱,真心甜”。

我前几天在知乎写过一篇讲斯特林堡的文章。斯特林堡和易卜生是北欧话剧双子星,但是他们对待女性的态度天差地别。易卜生是女权运动的旗手,《玩偶之家》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鲁迅先生也专门写过《娜拉走后怎样》。易卜生认为,女性在智慧、能力、气质上都不亚于男子,因此应该与男人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而斯特林堡则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仇女者”,其作品中对女性的偏见非常明显,认为女性敏感、易怒、缺乏理性、抵触科学,还经常给老公戴绿帽子。

其实对于斯特林堡的指责有一部分是正确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他在作品中确实有不少对于女性符号化的偏见,但是他是支持男女平权的。只不过斯特林堡是一个“悲观女权主义者”,他认为男女之间的差异是主要矛盾,男性女性无论在生理构造还是心理、性格、思维、处事方式上都大相径庭,因此两性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家庭生活中始终存在谁统治谁、谁支配谁的问题。所谓家庭和谐,只是建立在一方的妥协与让步之上的。因此,两性之间的斗争是绝对的、永久的,和谐则是相对的、暂时的。

斯特林堡的观点跟他的成长环境不无关系,他生于斯德哥尔摩的一个破产的轮船经纪人家里,父亲是没落贵族,但母亲是一名女佣,出身低微。看斯特林堡的自传体小说《女仆的儿子》就会发现,他成长的家庭中充满了矛盾与冲突,他的童年在父母的尖锐碰撞中很少能够获得一些幸福时光,而父母之间甚至于会将彼此的冲突转为对斯特林堡的屈辱、歧视和冷落。原生家庭的不幸是他一生的阴影,斯特林堡一生中的三次婚姻都以离异告终,每一次都是短暂的幸福和长时间的互相折磨相交替的痛苦经历。所以他对于女性的态度以及对待女权问题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己个人生活经历的影响。所有这些,在作品中都有明显的反映。

所以说,不同的时代中,有属于这个时代的局限性;不同的人成长环境不同,我们也都有属于自己的局限性。文章的结尾,抛开种种争议不谈,我还是要对余光中先生的离世致以最深切的哀悼。这是我高中时候抄诗的小本子,总共有满满三本,无论走到哪里都带在身边,就借用余光中先生自己的一首诗来表达哀思吧:

月光还是少年的月光,九州一色还是李白的霜。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文字中找到内心至深处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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