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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抗争与转型及民主化

任协华

 

在一个由反国家形态所构成的统治时期,讨论底层抗争的实质意义,则必然要从民主浪潮的线索中寻求其基本现实的路径,以不仅要突破来自高压特权的暴力手段,也更要求就民主转型的社会性予以再深入的可能。这是因为,底层抗争在实质上并不等于一般意义上的维权行动,而是已体现为和世界现实同步共振的形态。这就是转型与民主化、抗争与维权之间的内在联系。

换而言之,实现民主化的过程,就是底层与整体社会之间相互支撑的过程。而当社会呈现为因极权导致分裂之后,底层抗争的首要问题,则是对社会进程的再造,因此底层抗争在当代的形态,它的目标、期望和实际境况,就是对社会恢复为真实社会的努力。

尽管,在这一点上,中共以数十年之力,吸榨大陆巨额人口红利,以超特权的统治垄断一切政治及社会资源,然而,底层民众的事实存在,就已构成了持续推动民主化思潮的可能。并且,此种格局,是以未来作为坐标。由此,中共的一切暴力必将失效。这即是底层乃社会、族群之本的真正答案。

底层抗争在由中共所垄断的现实状况中,实际上已作为转型的社会主体行使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而非仅局限于在某种局部状况中进行权利维护及生存诉求。这是因为,在一个已处于断裂崩溃的社会中,维权本身不可能作为最终目标而实现,甚至相反,从政治权利及社会原则的层面出发,维权的过程在实际上就是从被压迫和被损害的一面,扩大至对政治权利的进取,而这就是对底层乃抗争主体的事实确认。

回避维权的内在含义,也就无法达成对民主化以实现自由的期望,甚至反而会因维权导致社会凝滞。同时,在另一层级上,当整体社会的抗争递增为对特权集团的进一步抵抗时,底层就会产生在营造主体之前凝聚并强化权利机制的实际动力。这种概括,既说明着因中共所导致的社会分裂已达到最大恶化程度,同时,也重申了在推动大陆民主进程的运动中需再次确立的事实。也即,民主本身并不足以承担实现制度变化的结果,而是作为政治前提,并经社会共识的确认,致力于公平、自由、充满人性张力和契约精神的社会创建。

民主运动的社会线索

将大陆民众视为低端人口并予以驱逐的行为,从本质上讲,确证了中共作为反人类统治集团的本性,也就是在一方面,压榨、掠夺大陆民众的血汗,在另一方面,自诩为红色暴力权贵,以特权和唯一性、排他性的统治模式,对大陆民众予以藐视。一面是声色犬马、酒池肉林的特权狂欢,一面是含辛茹苦、节衣缩食的底层艰辛,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中,讨论民主的危机不仅显得多余,甚至冷酷无情。

而作为权利再造的当代手段,底层抗争和转型进程所天然形成的契约关联,就已成为在此反国家形态的统治年代,一种可以对社会及政治权力进行深刻提炼的行动。这和一般意义上理解的维权有所不同的是,并不是因权利缺损或受到伤害从而进行抵抗,而是在于,权利缺损已是既定现实需通过底层抗争谋求改变,而底层也并非仅局限于“底层”本身,底层在政治权利中意味着的,即是所有非特权集团的群体和个人。因此,底层抗争从普遍的角度理解,就是社会抗争的现实反映,是基于一个要求在其领域内,实现国家与个人真实可见的权利的实践行动。

底层抗争同样也体现着在当代状况中对于何谓权利的重新阐述,它区别于在政治领域内以生存权替代权利的统治谎言(尽管这种阐述仍需得到进一步解释,却依然能体现于对制度转型的现代呈现),也就是,“生存权”并非仅指涉生存主张的基本含义,而是作为权利在实际格局中的一致性从而具有着无法置换、不可虚拟的价值。

中共以特权挥舞暴政之手,同时又以所谓的“人权论坛”试图蛊惑世界整体对权利的当代解释,但在实际上,却又因对权利主体也即底层民众的漠视(将大陆民众视为低端人口,却又反过来向世人证明人权的优越性),从而暴露了中共实属异类的邪恶特征。而此种病症的表现,以及由此反映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中时,则又恰恰指证了中共实为非法政权的实际现实,也就是用驱逐低端人口,将政治权利的失衡变更为社会危机,继而以“生存”掩盖真实权利,回避因狂妄特权制造的地区冲突。

然而,中共所运用的一切手段,均无法在政治格局内消除其分裂人间社会的严重后果,同时,也必然会激起在更大范围内的抵抗。而作为转型的非暴力场域,底层抗争在实际上就已构成了民主运动的社会线索,是现代民主在大陆地区成为引导体系的事实标志。

民主化的首要前提

中共通过对整体大陆的高度垄断,所产生的政治图景既已表现为社会功能和机制的彻底消失。在此种极端恶劣的状况中,实际上并不存在生存的权利。这不仅是因为中共以暴力机器对全体民众肆意生杀予夺,也更在于因社会以处于崩坏状况。而生存的权利在本质上和人权同为一体,没有社会,也就谈不上有所谓的生存及权利,是因为生存作为人类的行为难以在现实的行进中获得依仗。

由此,无论是大陆民主转型的积极进取,还是民主运动以权利为主导方向,都必将要经过底层及所构成的抗争行为予以具体体现。尤其是对于已经开启的现代民主征程而言,底层,不仅意味着对解体社会的重构,也体现于政治动力的现代主体。底层即是政治的构成,是抗争及转型行动的内在核心。

并且,就深入的当代形态展开阐述,底层抗争则是在政治边界内对人权再造予以激发的第一要素。而无论身处何种被统治的状况中,由底层所凝聚的抗争历程,不仅是推动大陆民主化的首要前提,同时也是在世界失序的不稳定格局中,有关民主浪潮源发动力的重要来源。

转型再造

大陆民主运动在其运行的动态历史中,包含着批判性的社会促进精神,但是,因启蒙运动的严重偏离,导致了民主意愿难以在现实层面获取具有普遍力量的民意支持,也就是对何谓民主的现实性,无法进行世俗的阐释和归类,从而丧失了持续性的来自民众的共鸣。这种结果循环,不仅使得中共对大陆的统治愈加变本加厉,也在社会同期的领域中,消耗着推进民主进程以达成宪政体系的社会资源。

而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在底层民众与中共统治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极其冷酷的界线,那就是权利格局的完全异常,才是当代转型所要确立并付诸行动抗争的真正所在。因此,在实际上,中共所宣扬的“人权”其实是中共自身的统治权,也就是奴役、压制、迫害大陆民众以继续享受超级特权的权力,是将统治权任意解释为所谓“中国特色的人权”的真实意图。

当代大陆的现实状况,存在着积极行为的要素,是因为在这其中,不仅包含了对民主的向往,同时也具备着超出历史周期、扭转大陆在世界中负面形态的期许。因此,从底层抗争入手,引导至宪政的途径,就已不再是简单的对革命的延续,而是出于大陆近代史的政治诉求中未完成的民主使命。也即,抗争的最终指向,是建立在一个达成制度完整以保障和捍卫民众权利、恢复及重塑被中共所割裂的社会进程的真实愿望中,并在最终的政治领域内,终结中共的“中国专制”。

这种视野,超越了对社会革命的固化僵持,尤其是民主运动因现状的重荷时刻面临抉择时,具备着对现在时态的深化作用。“未完成的使命”,就是对民主运动促进大陆转型的再造,更是通过对现实的检视,从而在更广泛的层级中,理解并支持底层抗争对于推动民主化所产生的社会性影响。也就是在一个愈加暴力和残酷的极权时期,以凝重的思想,再次确认及阐述转型此一议题所蕴含的,与大陆现状密切相依的内在联系,逃离中共设置的漩涡与黑洞,在普遍易见的空间中,行使宪政制度对当代政治的权利主导行动。

政治作为权利的现实折射

中共治下的大陆民众,在本质上是作为现代政治的难民而存在,因此,在抗争之外,就包含着对政治逻辑的现代更替。中共以“党社会化”取代政治权利,在实际上,也同时说明了中共是“中共统治”的陷阱。由自设陷阱生成的特权,要面临的就不仅是来自底层的抗争,还要面对一个不可回避的结果,也就是所谓“中共政权”的崩溃。而民主转型在一方面来自于底层抗争的积极行为,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一个具有社会普遍意愿的对制度的当代性和正当性的默契,这是所有构成民主及促成民主化的地区性先决条件。

因此,底层抗争在激发社会源动力之外,也一样要体现并包含于转型的元素中。这就像民主的功能是为了要体现、彰显权利平等一样,无视或贬低底层的存在,则民主无力,一切抗争运动和民主思想均无法对社会形成触动。因此,抗争对于底层而言,既是社会性的标尺,也是政治伦理的反映。进而言之,在当代及未来序列中,“底层”恰恰表明着整体社会是否具备政治机能的完全性。同时,这也明确了除中共之外,大陆一切民众、团体都是待清理的“低端人口”,此种大陆政治悖论的事实,即是中共作为特权集团对自身的反噬和政治瓦解。

创建自由社会是大陆民主运动在当代政治的领域内,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在于亚洲大陆,在实际上已变成了全球最复杂的政治与民生极端冲突的区域。当“底层”这一社会分层已扩展至所有被统治集团排除在外的群体时,由底层形成的抗争就不再仅仅是社会格局的变更,而是在更深刻的层面上,上升为对政治作为权利的现实折射。而中共在一方面欲以毫不掩饰的暴力征服世界,成为新的领导全球秩序的权力体,又在另一面,莫名其妙断言不会输出所谓的“中国模式”,此种欲盖弥彰的手法,又正好暗示了中共极权在政治逻辑上缺乏其权力来源的正当性。

由此种现状所形成的,即是对未来大陆的权利失效,是所有反人类体制终将失去借口走向崩溃的开始。是此,底层抗争本身就是对民主运动在大陆地区进行反极权的当代表述,是转型在社会分裂和政治失序的困境中,之所以仍具备历史必然性的真实原因。尤其是当何谓现代革命缺乏清晰度时,在实际上,底层就是对被迫成为“阶级”直接而坚决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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