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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民运真正的败类”?杨巍先生

老王社长

 

杨巍:范兄(范似栋)对类似背景的,民运真正的败类王某,却又推崇备至,说他在追求什么真理,几乎是真理的化身。

“王某”答:老王社长是文革造反派,红旗派。是坚持文革正确面,反思和批评毛泽东、中央文革文革中错误面,最早主张“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社会主义民主派。他至今离开,背叛过这个立场吗?没有!

杨巍先生出自1979上海民主墙。无论上海的民主墙,推至全国各大城市的民主墙,谁站在过反共反华的立场?没有!上海的代表人付申奇,号称考茨基第二国际民主社会主义者;南京代表人徐水良,号称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和“龙种”;广州的代表人刘国凯从民主墙至今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武汉的代表秦永敏也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贵州、云南、四川的民主墙人主体,无一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陈尔晋甚至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北京的代表人徐文立,“企图组织反革命政党”,该政党党名叫什么?徐大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哪一位是反共反华的?!杨巍先生是反共反华的吗?你拿出你民主墙时期反共反华的文章给我们看看!

老王社长支持了全国民主墙,支持帮助了广州王一飞、何求组织召开的“全国民刊第一次代表大会”,出任他们的顾问,主持创办了“全国民刊协会”机关刊物《责任》。为支持民主墙入狱12年。老王社长背叛过民主墙的精神,背叛过民主墙的同志吗?没有,从来没有!

问题在,这些民主墙的大小代表人物们,日后一旦流亡到了海外,除了刘国凯守住了社会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立场外,几乎无一不忽然高调,站到了反共反华,死心塌地与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为敌的立场上了。老王呢?老王没有。他毫不动摇坚守住了民主主义(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立场,与也坚守住了这个民主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立场,因而长期遭到海外有背景的反共反华“民运”人物打击、排挤、诬蔑、抹黑的海外民运第一旗手王炳章,并肩战斗。
老王没有变,是“杨巍”们变了。这么看,究竟谁是“民运败类”?

杨巍先生,我问你,这些国内号称体制内争取“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墙人,一到海外,立马摇身一变为反共反华甚至激进“革命”派人物,他们怎么就变得那么快?一个人真实的政治理念,可以一夜之间,180度反转的么?如果你们个个神奇,皆可以一夜反转,凭什么要求老王社长与你们一起转?你们一夜转了立场和理念,不是“民运败类”,老王拒绝与你们一样去转,坚守了民主墙精神,反倒是“败类”了?

若杨巍先生说,“我们当年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这能解释。徐水良先生就是这样解释他的急转的。他说,他当年浙江“红暴”,红色暴动,就早已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了。他了不起。但凭什么我老王也须去号称自己当年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呢?不!不!我老王心口一致。我打着红旗就是红旗!(“二十年前,我们千千万万的青少年踏进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是以保卫红旗为矢志的。我们叫做“红旗派”。像保尔一样,我们也曾经在那鲜红的旗帜上洒下过几滴自已的鲜血”---王希哲自传《走向黑暗》),我笔下写得什么,我心中的理念就是什么!我也可能和可以反思自己,批评自己,改变自己,但那必须是一个思想线索推进明晰的辩证过程,决不能也决不允许它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瞬间的政治投机。彭明是你们的典型代表,他在北京,组织“中发联”,号称温和的绿党,对共产党“笑脸批评”,写大本的书赞成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和“党指挥枪”,据说因流氓行为犯事,逃亡泰国,摇身就宣告成了海外最激进的反共反华革命家,声明要使用一切包括武装暴力、绑架暗杀、投毒爆炸,印制假钞混乱金融等方法推翻共产党。老王问他为什么忽然这样变?彭明回答:“来海外不高调反共,谁给你钱?!”。

民主墙人物来海外忽然改变,高调反共反华,其转变逻辑,与彭明完全一类。彭明生性流氓,百无禁忌,说得明白,其他“民运”人物,各类“基金”“奖金”是要拿的,但还要遮面或“半遮面”罢了。
杨巍先生,究竟谁是“败类”?


老王社长

2018年元月10日

微信:laowang7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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