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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统一自治的民主中国转型理想

民主中国阵线发言人 彭小明

 

说到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就不能不想到周边民族地区的民族冲突问题。

达赖喇嘛提出了中间道路的主张,并向北京一再伸出橄榄枝,无奈中国当局坚决不予理会,双方的谈判无法进行。西藏问题困扰着中国社会。新疆地区的民族冲突事件越来越严重,暴力仇杀的比重逐渐升高。内蒙的环境问题和群体事件也不容忽视。中国当局的防范也水涨船高。慕尼黑的维吾尔世界代表大会公开打出了东突厥斯坦复国的旗号,明确要求建立他们的国家。内蒙古人民党酝酿建立大呼拉尔(人民议会)。海外民主运动的社团基本上都对统独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认为现在根本没有获得民主和人权,没有必要涉及这类敏感问题。然而民族地区的政治力量却时时刻刻都在敦促这个问题,汉族为主的民运团体也应该敢于思考和面对这类重大问题。


1. 民主宪政下的统一和自治

民主宪政是首要选择。统一和独立,与专制和民主并非一一对应。主张多民族统一下的自治,并不意味着等于是支持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主张民族独立建国更不意味着就是等于走向了宪政民主。在民族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理论上完全不存在这样的简单等式。

长期以来,海外民主运动有一种倾向,不敢正面地提出多民族共处的主张,生怕被指责为站在国内专制集团的立场。这是一种误解。中国民主运动经过了流亡海外的多年历练,利用自由民主的有利条件,已经学习了民主人权的理论,观察了大量的多民族国家和新独立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应该对统独问题形成足够冷静的看法。海外民运不仅摆脱了中共党政宣传的洗脑说教(自古以来等等),同时也认真地听取了西藏、新疆和蒙古各民族的人权呼吁和历史叙述,对于国际地缘政治和中国近代疆域的历史沿革都已有比较客观的认知。

在海外至少在这些追求人权民主宪政的理想主义者面前,陈旧的大一统观念早已不再是基本的理念,仅仅是不得不顾及的国内民众不易摆脱的情绪。最高的原则绝对是十三亿各民族人民的人权和民主,以及实际的国家利益。说到底,也就是各族人民的利益,就是要保护各民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尊严。和平理性非暴力,避免发生流血冲突,更要制止可能的战争。如果各少数民族不追求独立,与汉族共同实现多民族统一下的自治比较稳妥而代价确实较低,就应该不断为之努力,为人民的利益作出冷静的选择。做出这样的判断并不是头脑发热或心血来潮的表现,而是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

民运人士是被中国当局追缉和打击的海外流亡群体。来到流亡所在国的半生经历完全体尝了作为少数族裔的生活境遇。已经不再缺乏少数民族的阅历和经验,语言隔阂、族裔身份、风俗习惯和文化心理无一不遭逢内心的撞击。甚至可以说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国内少数民族,例如,语言。国内少数民族好歹都多少会接触一些汉语方言或普通话,而在80年代以前,大家在国内几乎都很少接触到真正的英语,更别提德语、法语和南北欧语言了。

而且西方国家也多少存在着一定的种族歧视和社会偏见,也曾给流亡海外的中国人带来困惑和忧虑。当然,情况不尽相同,毕竟在共产党的政权之下,少数民族受到了严酷的政治压迫和歧视,无法申诉,稍有反抗就会遭受镇压。所幸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也是政治反抗者,所以对这些镇压并不陌生。海外中国人当中很多是政治上的受打击者,或曾经有过不同的生活经历。

例如支边的经历、劳改的经历,下放的经历。或本人,或父母、或兄弟姐妹是支边的知青,是从内地调往少数民族地区的部队或地方干部,或是因政治罪名被押解到青藏高原或新疆、内蒙的五类分子及其亲属子女,还有一些是人为饥荒年代逃荒过去的所谓盲流人口。这些人民跟当地少数民族人民一同建设了边疆,也看到了那里的生活变迁和人文历史。所有这些生活经历和社会关系都推动民主运动人士十分关切这些地区各族人民的现状和发展前景。

而且同样关切的是万一发生社会转型统独争议时,当地汉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的未来处境问题。一旦生活在自由开放的西方社会,并享有互联网的充分便利,就得以全面了解各民族的真实历史和国际知识。海外藏汉朋友发掘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披露了许多在国内无法了解的历史真相,同时也能阅读许多相关的国际协定和条款,以及书籍、刊物,关于汉藏关系的视野远远比国内所阅读和了解的宽广和深入。此外关于新疆和内蒙的研究文献也逐年增多。关于民族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早已超越了国内的洗脑状态,得以站在历史和国际视野的较高的地位上,分析和预测中国的民主转型前景。既然身处信息自由的国家,没有任何新闻封锁,就得以了解战后所有分裂之后的新独立国家的民主状况和发生冲突的后果。既有爆发战争的血泪实例,也有苏格兰那样的和平案例。


下面综合一些发生民族独立之后出现流血冲突的国际案例:

从八十年代末开始, 东欧共产专制崩溃,苏联和南斯拉夫多民族联盟先后解体。为世界的民主运动给出了许多例证和教训。

前南斯拉夫的所有加盟共和国因为民族杂居共处,都发生了流血的民族冲突。有的持续还比较短,有的则持续长达三年。克罗地亚地区,原来比邻而居的街坊,忽然兵戎相见,死伤千百人,难民数十万。波斯尼亚地区,民族仇杀,大批妇女遭受强暴和虐杀。科索沃地区发生了灭绝人性的种族清洗,多处发现乱葬坑,掩埋数千具男女老幼的遗骸。

冲突直接导致了北约空军的战争介入。交战双方北约和南盟动用了二次大战以后最大规模的武器装备。虽然已经依靠联合国维和部队加以隔离,但由于近期的血腥暴力仇杀,相互之间的怨恨反而更加深刻而难以化解。

前苏联的中亚五国脱离联盟以后,都出现了民主共和制度,但是实际上都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原来的党政领导人摇身一变,成为新的独立领导人。本质上比过去更独裁,都陷入了家族统治、官商勾结,领导终身制。一党独大,监控其他小党、监控新闻自由。

土库曼成了中亚的朝鲜,绝对闭关自守,肯定没有什么民主。吉尔吉斯因为边境划分的历史遗留问题发生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之间的民族流血冲突,安集延事件军警开枪平民死伤惨重。塔吉克独立初的四年内因国体争议发生内战,导致六万人丧生,八十万人沦为难民,经济损失惨重。对于这样的小国,如此人财两空的伤害肯定是极其沉重的打击。车臣独立战争造成的恐怖袭击,震惊世界,惨案发生在文化宫剧场和别斯兰中学。

前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摆脱苏共统治之后没有发生流血冲突,但是当地民族与俄罗斯族的关系非常不正常,说到底就是歧视俄罗斯族。普京有个说法,“苏联解体之后,2500万俄罗斯人成了外国人”。而且大家看到,这些俄国人的处境普遍不好。例如拉脱维亚的语文政策简直荒谬绝伦,凡是拉脱维亚语不能达标的人,不仅不能享有选举权和担任公职权,而且连起码的公民权都没有。全国人口200万,约70万俄罗斯族人,其中竟可能有五十万人没有公民权。俄族人民希望投票决定让俄语成为第二官方语言,但是享有选举权的人数太少,不可能通过。俄族人民连起码的公民权包括投票权都没有,还谈什么民主?

乌克兰的东部领土和克里米亚问题也是从语言文化问题开始闹大的。乌克兰族和俄罗斯族语言有(很小)差异,好比北京天津的区别。居住的土地交错共处,除了克里米亚俄族比较纯,但是这个半岛本是鞑靼原住民的土地。乌东地区很难划清边界。发生武装冲突,两族军民死伤,还连累了马航客机被击落造成国际惨案。前苏和前南都仓促地放弃联合共同体,出现独立实体,不仅新独立的民族付出了代价,原主体民族俄罗斯族和塞尔维亚族也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俄族和塞族的科技和管理等知识分子离开之后,当地的经济发展也遇到困难。

从总体上回顾,经济恢复还相对容易一点,反而是族际的旧恨新仇难以化解,比以前更加对立。而且民族杂居的现象依然无法结束,有的地方原多数民族变成了少数民族。前苏联独立国的那些俄族居民绝大多数都不是主动迁徙的移民,而是当年服从党政军的命令奉调移民的。基本上跟中国蒙藏疆地区的汉人移民情况比较接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地方的人民并没有享受到民主。并不是各民族不能享受民族自决权;而是由于各民族长期遭受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没有民主的历练和实践,对立双方都无法理性地思考和处理分离和独立之后的错综复杂的事务。还不如暂时先搁置独立的事宜,先让民主和宪政试行起来,逐渐分享民主体制之下的宽容和谅解,等到双方都成熟到类似英国的苏格兰与英格兰两族人民这样的理性阶段,再来友好和谐地抉择,心无芥蒂,顺随自然,皆大欢喜。

东欧的捷克斯洛伐克在转型时刻保留了旧有宪法和联邦架构,约期两年,平静地分离成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主权国家。他们的和平进程主要得益于长期以来的民主传统和人民素养。而且划分也比较清楚,两个地方,杂居不厉害。应该说完全是个例外。但是斯洛伐克人如今普遍反思,独立后只是政客们由州长变成总统,州议员变成了国家议会议员等,普通老百姓并没有获得半点好处。幸好两个国家都加入了欧盟,否则,斯洛伐克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比捷克还要低得多。


2. 统独不是简单的民主议题

由此我们得出一个比较重要的结论,如果在尚未实现民主的条件下,强行独立的代价是昂贵的,比维持统一框架下的共处要付出更多的牺牲。我们要尽量避免人民付出巨大的牺牲。

我们时刻不要忘记,我们的任务是推动中国民主化。首要的目标就是民主。中国的民主转型不宜仓促地放弃联合的共同体。这是十分重要的一环。中国各族人民长期遭受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也没有民主的历练和实践,在短暂的时期内,也很难理性地思考和处理分离和独立的事务。是不是可以说,越是怨愤情绪激烈,越不宜放弃共同体维系。否则会造成更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国际上并非没有先例。

有人说,既然搞民主,就要谈统独。其实统独的问题确实是多民族国家不可回避的问题。但是统独又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不像别的议题可以有缓冲,可以有多项选择。比如少数民族考生加分不加分的问题,可以主张加分,或不加分,还有加多少,或者特殊地区例如新疆南部等地区多加分,其他地区不加或少加分。比如农牧产品补贴问题,可以提出各种方案,民主讨论,立法通过。但是独立的议题,只有yes 和no。没有商量的中间地带。而且民族情绪和专制统治时期积郁的仇恨与怨愤集中在一起,很有可能一发而不可收拾。流血冲突的结果,所有的民族都难逃悲惨的灾祸。

其实中国的各个民族过去都是在专制的中央集权的统治下的关系。从来也没有在民主自治的关系中共处共存。能不能坐下来和平民主地尝试尝试呢?

关于自决权的国际原则,实际上存在着悖论:即不得损害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这个悖论不是联合国设下的陷阱,而是国际关系学和民族学至今仍然无法解决这个理论困境。

民族自决的实现远比赈灾施舍复杂严峻千万倍。人民享受教育和扫盲的权利也是普世价值。但是实行起来也绝不能仓促突兀。必须逐步创造必要的条件,比如校舍的建造,教材的编印和师资的培养,然后施行。实施自决权则是更加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到边界、资源、人口等物质条件,还应该涉及到人民的教育程度,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族平等观、文化容忍度等等文化人类学等社会科学指标。这些精神层面的理性需求实际上比物质方面的更加牵扯人心。如果将物质条件比做硬件的话,精神指标就是软件。在中国社会中的相关软件其实更加薄弱。可能比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的情况还要糟糕,因为文革残留的极端言论和暴力意识远远没有被认真清算。中共专制之下的宣传教育隐含着大汉族主义的污秽。江泽民就曾在美国的讲话中公然流露出他对基督教的尊重而对藏传佛教的贬低。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藏族、维吾尔族和蒙族当中对汉族的怨愤也非常严重,藏区自焚人数、新疆暴力事件和内蒙群体冲突已经露出端倪。民族主义的极端情绪是相当容易被激发而泛滥的。可以说,如果轻率地决定分离的话,很可能发生边界、资源、土地等等的纠纷,导致械斗或仇杀,甚至战争。


3. 给社会转型一个缓冲期

不幸中之大幸,世界知名的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又提出了著名的《中间道路》,放弃追求独立的诉求,要求在中国宪法框架下的真正自治。而且在具体说明中强调,放弃自治区(卫藏)的独立,而要求实现三区(卫康安)能在统一的行政管理之下。无独有偶,无辜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伊利哈木教授也公开声明说:“我哪里也不去,维吾尔人的问题在中国,解决的办法也在中国。如果一定要坐牢,那么我会呆在中国的监狱里,出狱以后我还会在中国寻找维吾尔人的前途。”他们的主张赢得了相当广泛的认同。

内蒙人民党主席席海明先生也谈了他面对现实的冷静看法。他的主张也类似于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追求宪政框架下的高度自治。藏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的代表人物已有这样清醒的认识,我们更不能徘徊观望,而应该开始向各民族人民介绍和讲解我们的主张。争取在社会转型的期间,搁置统独之争,先追求实现宪政民主,通过民主的历练,各族人民共同创建了和谐宽容的社会,再谈民族的问题,以避免矛盾的激化。关键是转型后各民族都能享受民主,问题都可以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

人民之间的误解和偏见往往在多民族的民主共处之中更容易找到自律和宽容的消除。汉族人民尤其需要学习,国内的民族政策教育仅仅停留在“自古以来是我国领土”的水平。在尊重少数民族文化,承认他们的优秀文化传统等许多方面都是空白甚至是负数。思想文化补课的任务非常艰巨。在前苏联中亚国家人民都通俄语,西藏和达兰萨拉,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汉语还很不普及,也都隐含着严重的问题。同时,民族地区的干部更缺少双语人才。

达赖喇嘛谈到民族问题和中国的民主进程时说,西藏有句俗话:"一药治百病",这个药就是中国的民主,如果中国是民主和法制社会,这些社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2011年8月23日 德国威斯巴登讲话)。这是达赖喇嘛给中国各族人民的重要教诲。

海外民主运动的主流应该是能够接受这个搁置统独的构想的。主意既定,就要开始向这个方向去努力。做好这方面的转型准备,并向藏族维吾尔蒙古族的朋友们介绍这一构想。即使是坚持独立至上的人士,我们也愿意跟他们沟通,介绍我们的构想。一旦实现民主,经过或长或短的民主共处,任何话题都可以经过讨论和谈判决定弃取。国际上也并非没有成功的实例。挪威和平地从瑞典分离出来而独立,苏格兰无冲突地选择了继续留在联合王国之内。中国的邻邦印度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民族、宗教、语文情况最复杂的民主国家。印巴分治以后,基本保持了近七十年的国内和平。印度人民可以做成的事情,中国人民也可以学习尝试。中国历史上的宪法都没有退出多民族联合体的条款,而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宪法中都存在这类条款,一旦发生转型,独立和离散共同体的行为突然就成为现实。多民族国家更容易获得民主和繁荣的双赢。美国、加拿大和瑞士就是最好的榜样。

有人会质疑说,先民主再谈统独,这样的期限会有多长?当然没有人可以准确地预言三年五年还是十年二十年。为了稳妥,或许稍长比较可靠。我们看看,和平转型的台湾社会,在一党专制的时代,特务统治,警察横行;从八十年代末期开放党禁报禁,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经过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已经成为一个人民安居乐业,富而好礼,散发书香社会的和谐之岛。海峡两岸汉族人民同文同种,仅仅是制度不同而已。

相信只要中国大陆实现宪政民主,以目前的经济发展为基础,民主宪政定能在不远的将来把各族人民带上和谐与宽容之路。在理性的平台上,各族人民什么事情都可以冷静地商议而抉择!根据我的构想,三十年到五十年,才是稳妥的过渡。让中共的干部军警人员都年老退休,各民族年轻的二代三代来处理问题,就会冷静地面对现实和历史问题。欧盟就是在战后四五十年后稳定和扩大的。

提出了构想,民主运动能做什么呢?辛灏年先生提出了转型期间的著名动员方案。就是去党留军,去党留政。也就是废除党的机构,维持军事机构和行政机构,军政人员继续负责维持国家的安全和经济生活,尽一切可能平稳地过渡到产生民选政府接管权力。其中也包含维持国家的正常秩序、领土和主权完整,避免动乱和骚动。

提出这些可能做到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大家努力去争取,总比毫无准备地傻等好得多。当年孙中山提出推翻满清,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辛亥革命就基本实现了这些主张。今天我们要把坚持多民族统一自治的主张告诉国内知识分子和党政军干部,以及所有可能接触到的普通人民,一旦发生重大事变,社会发生转型动荡的时候,人们就会想起我们的主张,就可能共同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2018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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