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DEMOCRACY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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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胡平兄《如何解读中国之崛起》

徐文立

2018年4月16日

 

一个国家、或社会经济成败关键在于:承不承认、实行不实行「人,生而有差异」,既不在主义、也不在政治制度


(一)

承蒙胡平兄昨天在《独立评论》再发他2017年11月17日的大作《如何解读中国之崛起》,寡陋孤闻的我才得以喜见。

同样作为中共的异见者,我深知胡平兄下笔的艰难,他摈弃了政治正确的束缚,取得了理论研究的彻底,成为此类分析的翘楚。

胡平兄指出:

1,「回到今天的中国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令人惊讶的」。

2,「28年之后,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变得跟当时人们的想象完全不一样。中共专制政权不仅没有倒台,反而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与此同时,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国家倒出现了种种问题。」

3,「中国的改革就是文化革命所造成的物极必反的反弹所造成的。」

4,「经济改革的发展,使很多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就是要恢复资本主义。80年代中期,中国有一位干部说过:“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山西的一位老农民谈到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讲道,解放前,我们这里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5,「暴力统治也有它的好处,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包装,同时也失去了意识形态的约束。」「现在反正都杀人了,就无所谓了——我们已经掌权了,那我们搞什么都行了。」「92年以后,在经济改革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区分了,这就是政治暴力造成的结果。这样,中共就来了一个华丽转身,逃脱了所谓“改革找死”这么一个陷阱。」「唯独中国,通过六四屠杀,压制了民间和党内反对力量,又摆脱了过去意识形态对它的约束,它便可以做到既改革,又不影响它自身的统治。这样一来,中国就走上了一条和苏联和东欧截然不同的道路。」

6,请注意胡平已经看到:「在俄国和东欧,是大众私有化,把名义上属于全体人民的资产分给全体人民,当然这种做法很公平,也是民主体制下唯一能让人民通得过的方案。但这样做有个很大的弊病,就是它把原来庞大的资产切得七零八碎。由此造成了资产的过于零碎化。毫无疑问,这就会严重影响经济的运作。如同一个大公司,每个人都有一份股权也只有一份股权,这和过去的社会主义大锅饭没什么区别。」「由于大众私有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段时间经济上的滑坡。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经济的运作之后,财富相对地集中到一些人手里,有了资本家,才有资本主义。」

7,胡平文章更精彩的在这里:「在中国,由于采用了权贵私有化,倒是一步到位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没有通过大众私有化,把资产分给大家,再通过市场运作把资产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而是直截了当地把资产分给了党委,给了党委书记,所以中国成了这个样子,共产党成了中国的唯一的大股东,党委会成了董事会,书记成了CEO,免除了大众私有化过程中资产零碎化的问题。因此在它的经济发展中,就没有资产零碎化导致的经济衰退,得以保持持续的发展。当然这种转变是特别恶劣的,因为共产党就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你怎么成了地主资本家了呢?所以这种做法,如果没有六四造成的那种威慑背景,根本不可能发生。但是因为中国有那么一个背景,这个情况就在我们眼前发生了。」

「于是,在我们眼前出现了一种最诡异的情况,共产党本来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它自己成了最大的地主和资本家。」「前面是以私充公,后面是化公为私,前三十年抢劫,后三十年分赃。」「这种过程,从道义上来讲,无疑是最无耻最恶劣的。但从经济上来讲,这种做法反而却是最有效的。」

8,「穷国之所以穷,就是因为缺少资金缺少技术。而一旦加入经济全球化,就可以大量的吸引外资,和外国的先进技术。中国有着大量的优质又廉价的劳动力,再加上中国政府垄断着一切资源,可以开出种种的优越条件,招商引资,使得国外的资本源源不断,蜂拥而入。这样造成的结果,当然是使得中国的经济取得了非常快速的发展。」「中国政府等于是个工头,它和外国公司签单,而给工人的收入是由工头分配的,在中间得利最大的其实是中国政府。」

9,「以美国为例,把大量工厂搬到中国,造成了产业空心化,工厂倒闭,而美国的传统工会在这种冲击之下就破产了。因为过去工会无非就是组织工人,向资方讨价还价,因为资方离不开工人,争取更优惠的条件,更高的工资待遇。现在资方觉得,你们提的条件太高了,我干脆搬到中国去。这么一来工会不再能发挥作用,就破产了。这是西方所建立的福利制度,也处于瓦解的过程之中,由此造成了美国出现新的贫富分化,这也是去年川普能够上台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由于大量制造业倒闭,大量制造业的工人失去了工作,他们的生活陷入贫困,但由于美国有比中国好的多的福利制度,他们的生活并没不是特别恶劣,但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对地位有了很大的下降,所以他们非常的不满。」

可能对胡平兄这篇文章有所挑剔的人,应该注意到:

也正是胡平指出了:

A.「两年前,英国的经济学人发表过系列文章,叫《假如》。其中有一篇写到,假如1949年,不是毛泽东,而是蒋介石赢得了内战胜利,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情况?文章说,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在中国,就不会有杀死几百万地主的土改,不会有消灭私人企业的土地运动,不会有反右,不会有大饥荒,不会有文革,中国早就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现在很可能早已成为了一个民主国家」

B.「回想28年前,中国发生过规模浩大的八九民运,有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参与了这场运动。这足以证明,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不仅是极少数异议人士的追求,也是广大民众的要求。」

C.「如今,中共政权取得合法性的最主要的根据,就是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这样一来,中国没有因为经济发展,在政治上变得更开明,更民主,反而变得比原来更自信、更蛮横。在很多方面,包括对民间异议人士的打压,甚至超过以往,这是因为它自恃有了更大的本钱。这一点就让人们感到非常地忧虑,如果这样发展下去,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那可能就会变得更专制,对普世价值更加蔑视。因此也就对整个世界,对人类这几百年来,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普世价值,形成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挑战。」

D.「现在不谈它政治上的压迫引起人们的反感,单单它的经济上、财富上的这种配置,就是建立在高压之下,完全是不公不义的。」「现在大家都在谈贫富差距,美国有贫富差距,欧洲有,台湾也有。中国的贫富差距有两方面:一是程度最甚,另一方面是性质特别恶劣。因为在大陆,中国的富人之富,不同于西方人的富人之富。西方人的富人之富,有的是靠历史,靠家族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有的是靠机遇,靠市场,靠运气,等等。而在中国,富人之富,完全是靠巧取豪夺。不到三十年之内,中国有了比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都多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他们获得那么多财富,大体上,不是说全部,至少大部分就是建立在对所谓全民资产的这种掠夺之上的。尤其是在六四之后,这种掠夺几乎是公开进行的。因此这些权贵不得不担心,一旦政治开放了,且不说以前当局犯下的政治错误会受到追究,单单是目前这种不合理的财富分配的格局,人们就不可能接受。也就是说,一旦中国人民有了发言权,他们很有可能就会要求对过去的经济问题进行清算,要求获得不义之财的权贵们把不义之财交出来。这一点让权贵们更难以接受。因此他们对政治的自由化、政治开发就抱有比原来更为敌视的态度。」

E.「中国当局就会发现,如果沿现在的做法走下去,尽管它也知道也有很大的风险,因为就在对社会,包括对社会对党内的持续高压之下才能进行。哪一天高压出了问题,就会有极大的麻烦。但是,如果它认为,它在维持目前高压不变的前提之下,它仍然有一定的发展空间,这样就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我们会看到一个专制的强权,专制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这个政权,既然是以这种方式走向强大的,它必然对普世价值采取一种骨子里的轻蔑,一种敌视的态度。要指望这种政权主动地走向自由民主的道路,那是相当的困难。所以,这对不仅是对中国人,也是对整个世界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可以说,目前世界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应对一个崛起的专制的中国。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不仅是对中国人,对整个世界都将是一个极大的灾难。」

当然,缺失了台湾血缘关系式的对大陆巨大支助,大陆也不会有今天。

(二)

简单而言,胡平兄阐述,我的概括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经济成败关键在于:承不承认、实行不实行「人,生而有差异」,天定的群体生活的人类本该如此:等级分明,合作同工,既不在主义、也不在政治制度。

「人人平等」一旦演化为的「人人平均」,「人人平均」似乎政治正确,却搅乱了大局,把选票看作第一生命的选举制度也就更加剧了平均主义、福利主义泛滥。 军队打战不更是如此吗?总不至于个个都是统帅吧?那样的仗,没有不败的。

中国民运至今不懂,所以至今不成队伍就是教训。 任畹町先生曾经深刻地提出:「民运是一门事业,一门职业,一门艺术,一门专业,一门乐趣,一门江湖。希望我们应牢记『旗帜、组织、领袖三要素』。」

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实例很警世——

1,作为一个经历过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不难明白,不管平均主义多么有诱惑力,结果是普遍的贫穷,乃至饿死人;大饥荒之后的「三自一包」就是承认:「人,生而有差异」,多劳多得,反对虚伪的平均主义,反对不劳而获。当然,权贵的巧取豪夺也普遍兴起。中共得益于巧取豪夺,也必亡于巧取豪夺。

2,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全民均得股份,导致改革的失败,就是还不承认「人,生而有差异」,搞平均主义的结果。

3,从「人,生而平等」误成为平均主义、福利主义,让美国、特别是福利主义盛行的西欧、北欧国家难以为继,已经是普遍的现实。也已有觉醒,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所以,我2002年狱中写出、2008年香港发表《人类正常社会秩序概论》之后,就反复地说:「中国反对派人士当今,面对的是双重使命:结束中共的专制,同时要提醒西方民主国家的所谓的『政治正确』和『现代化』有了太多的不正确:

一、起码『均富』不可能;

二、所谓『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在拖垮全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中国的『雾霾』既是对中国所谓『现代化』的警告,也是对全人类的警告!

新时代应该有新思维、新办法。

消解专制主义、共产主义的办法,就是力主『人,生而平等』、『人,生而不完美』需要 『法治』;消解平均主义、福利主义,就是力主『人,生而有差异』。

所以,我16年在中共狱中思考的结论是:中国的未来不应再是所谓的『现代化』 ,而是『正常化』 :

一、人,生而平等。即人的尊严、权利和机会应该人人平等。反对丛林法则。

二、人,生而有差异。即社会政策可以向弱势群体倾斜,但是要反对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承认多劳多得、合理差别。

三、人,生而不完美。所以要法至上。任何个人的自由是法治下的自由;公共权力更是法治下、以及反对力量和公众舆论监督下的公共权力。

然而,在当今中国只有完全结束了中共的一党专政才有可能顺利实现社会生活的『正常化』。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

解决中共一党专政,可能的三条路:

(1) 权贵进一步的巧取豪夺和内斗,经济崩溃,引发全民起义,结束中共的一党专政。

(2) 再一次拳乱,至「庚子之变」。

(3) 力主「人,生而平等」、「人,生而不完美」需要「法治」的新思维、新办法。消解专制主义、共产主义。

以上和朋友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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